实验室里的耕耘和收获——罗布·格里耶实验小说浅论

罗布.格里耶实验小说中的“人”相对于“物”,总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状态,解读实验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竭力将“人物形象”从“物”的世界分离出来的过程,这种解读与人类进入20世纪后努力进行自我寻觅的社会情状是完全吻合的。小说表现出对故事情节性一定程度的拒绝。小说中环境描写既不为展示人物性格而存在,也不是反映生活画面、推动情节发展的因子,而是一个具有无比独立性的自在物,是“物”的展示。     

论道教“祝由符咒”的实用价值及其对中医“意疗”的影响

道教“祝由符咒”起源于巫术,后世用以为人治病时,又体现出一定的实用价值。中医学受其启发,以祝由之术治疗情志疾病,其疗效受到历代医家推崇,由此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     

环境监测C/S模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环境监测C/S数据管理系统适合于地市级环境监测站,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各部分的主要功能、特点以及发展目标在文章中作了介绍.该数据管理系统提高了数据管理水平和效率,为实现环境监测数据信息的管理提供了质量保证,同时为推进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有效的现代化手段.     

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的进化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与国家文化新基建的发展驱动了以数字文化体验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范式,因而产生了革新文化消费渠道和场景、创新智能文化装备制造、打通异构文化数据资源库、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等亟待解决的产业发展新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要求立足产业内部视角,打造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智能装备制造、文化创作开发、文化数字化治理、文化创客协同等五大引擎。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需在文化消费营销创新、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点发力,要开展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内外双循环驱动的创新机制,灵活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     

关于“高斯定理”的疑问

本文旨在澄清有关电磁学中“高斯定理”的诸多疑问,并指出它与高等数学中的“高斯定理”的区别。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书写、场域与认同： 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

记忆研究以其独特的时空属性、文化张力和社会关怀,成为21世纪国际人文社科多个领域的关注要点。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现有研究表明,在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是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的循环阐释过程。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互动的研究态势,并随着新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未来可以在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并逐步实现本土文化传统记忆理论的深化。     

区域高等教育宏观结构优化探讨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表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要以该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为依据,走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文章以广州为城市个案,对"十五"期间广州经济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互动分析,着重从层次、类型及形式结构三方面探讨新时期广州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再认识

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现代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也可以有多元化的实现形式。股份制不等于公有制,股份制只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只有产权属于国家和集体的股份制企业,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果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过程中,就很可能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数字素养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基于中西部地区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贫困问题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引发新的关注。基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响应函数(RIF)回归方法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并具备明显的马太效应,高数字素养能够攫取更多数字红利,而低数字素养更容易陷入“数字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2)应用数字素养会显著加剧农户收入差距,而通用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情况也得以印证,现阶段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得以解决,数字“应用鸿沟”差距逐渐凸显。(3)数字素养能够缩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但会显著扩大工资性收入差距与非农经营性收入差距。脱贫地区受到数字素养的马太效应更强,农户收入差距明显加剧。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同时数字贫困问题加剧了农户收入差距。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不仅要注重农村低收入群体以及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培育,更要加快构建农村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