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背景论析

城镇化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实施城镇化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选择。我国现有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城镇化的成本与效益等因素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依据。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要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中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搞城镇化建设的做法,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科学干预、合理引导,从而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     

文艺学中内容/形式范畴述论(1900～1949)

在20世纪前50年.形式一词从传入到学界对它的运用并专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不成熟到成熟,虽处在启蒙救亡的大语境中,却在学理上达到了令后50年惊叹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向培良对这一对范畴的研究,既反对题材决定论,又反对单纯追求技巧的形式主义;既赞成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两者都不能单独存在,又在整个的艺术创造活动中研究内容向形式的动态转化过程.但后50年学界对此并没有好好继承,究其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界长期贯彻<讲话>精神,政治倾向压倒学理倾向之外,也和学界对这些成果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有关.     

发展民营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路径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就业形势发生着急剧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破解就业难题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民营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全面攻克就业难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0年来,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可以分担国企减员增效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吸纳更多的新增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可以说,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是解决当前严峻就业问题的重要路径.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上)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采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间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聊斋志异》众人中辨认贵人的印度母题溯源

众人中辨认贵人母题来自印度民间传说和佛经.印度故事注重被考验者艰苦实在的努力、经验积累、天神相助和英雄的胆略智慧.佛经母题演变的世俗化意趣在于,<聊斋志异>写出了北方乡里凡夫俗子农民式的小聪明.蒲松龄对母题贡献的本地风光,是与北方农村民情结合,似褒实贬,写出了不务正业者的成功并不牢靠,这与他一贯主张的青少年应艰苦创业的思想一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及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商业实行扶持和帮助的政策,以及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边区私营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保障边区日用品的供给,改善群众生活,发展边区经济,打破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