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可能回答

继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第一次会议在桂林召开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深圳大学在深圳共同召开了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的哲学新开展。我们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时期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中西马哲学开展成功对话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最广阔的胸怀和包容能力,它善于通过批判的方法,吸收借鉴全人类的思想精华,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它从不唯我独尊,而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思想品格和历史使命决定新世纪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融通的发展态势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会后,我们根据会议发言,组织了这组文章。在本组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谢地坤研究员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发展机遇仍然在于正确认识和解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为当今中国人提供正确的理性思维、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发挥其指导、规范...     

论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其改进

当前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存在许多缺陷:缺乏高层次理论的提升和综合;缺乏经济伦理的系统研究与论述;缺乏财产权利及其保护制度的研究;缺乏全球意识和全球视角;人文精神的欠缺与不足等.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是:受国外发展经济学派和发展经济学家的影响;未能对经济伦理和经济理论的关系深入认识和理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仍在完善之中等.克服这些缺陷的具体措施是:提出"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新发展观;完善经济发展伦理;加强财产权利及其保护制度的研究;培养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全球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在经济研究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等.     

Chinatown 2.0: the difficult flowering of an ethnically themed shopping area

Right in Amsterdam’s picturesque Canal Zone, on and around Zeedijk,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carved out a presence in what seems like the local Chinatown. The businessmen have been targeting Asian and non-Asian customers by offering products that – to an extent – can be associated with Asia, China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business organisations have campaigned for official acknowledgement of Zeedijk as an ethnic-only district and for governmental support of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ness. Following Hackworth and Rekers. [(2005). “Ethnic Packaging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Four Neighborhoods in Toronto.” Urban Affairs Review 41 (2): 211–236], we argue that this case challenges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ethnic commercial landscape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current orthodoxy, which would conceive the proliferation of such an ‘ethnic enclave’ as part of a larger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we have approached Amsterdam’s Chinatown first and foremost as a themed economic space: Chinese and other entrepreneurs compete for a share of the market and in doing also for the right to claim the identity of the area. What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Zeedijk area, how did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try to boost Chinatown and negotiate public Chineseness, and how did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actors respond to those attempts?     

微信：结群革命与现代生存

在人类的文化基因中,没有任何的人群能够摆脱结群这一人文进程。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结群而居的传统方式已经成为往事,居住的结群让我们“分布”到社区里,而原来结群具有的许多功能被碎片化到城市的各种馆站机构中。在结群方式上,微信群又提供了一种结群的革命方式。微信结群基本的群特征有：交流信息是微信群的第一功能,传播专业知识是微信群的第二功能;表达对于事物的意见和看法是微信的第三功能。微信结群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像城市里的各种馆站,碎片化地呈现了以前结群中的不同功能,把以前的结群中群体聚居分散在各种各样的结群中。这种结群一方面弥补了我们社区聚居中的缺陷,是一种结群革命,但它却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陌生化的程度。     

长征时期我党关于民族问题探索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启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和民族实际的民族纲领政策,开创了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主张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分离、建立联邦或区域自治等方面去阐释。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已认识到民族独立或联邦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主张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并最终确认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认真分析长征时期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演变进程,对新时期科学总结党民族工作经验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从无差异到差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评介

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领域所做的开创性贡献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两个领域对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进行介绍和评论,梳理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脉络,并阐释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和经济思想。     

社会冲突中的涉民族因素及其解决——兼论法治在民族地区的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冲突处置中,由于涉民族因素被赋予了"敏感"、"特殊"等政治属性,事件的衡平与定性往往被抬到政治决策的高度,法治的缺席导致冲突由单纯的法律关系演变成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优先的冲突治理方式具有效率、秩序的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既不是制度创新,也不是政策替代,非制度化的治理逻辑甚至还抑制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依法治理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建构统一的国家法治体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制定配套性程序规范、完善司法救济、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共识的形成等。     

独立院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分析与对策研究

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医学生的培养不容忽视。由于我国现行医学生选拔和培养模式、独立院校校园文化薄弱和“三本”学生自身特点等因素影响,独立院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待加强。独立医学院校应从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师资力量、建设校园文化、增强临床教学等四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不仅有利于医学生的成长成才,也有利于缓和当前的医患矛盾,更有助于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和谐发展。     

网络政治参与的实现路径分析

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强烈地冲击和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参与行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促进网络政治参与需要着力缩小数字鸿沟,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机会平等;构建电子政府,推进公民导向的政务流程再造;增加制度供给,突破制约网络政治参与的瓶颈;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养,促进有序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加强网络监管,强化政府网络服务功能和网络伦理道德建设。     

并购、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7-2010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并购、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企业技术寻求型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创新效应显著;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技术并购对企业R&D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并购后企业的R&D强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并购的R&D强度也受到企业的成长性、资产专有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