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中花鸟画的虚与实

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花鸟画虚实关系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     

对社会需要与科学发展关系的再思考

社会需要从宏观上规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科学又促使抽象的需要转化为现实的需要;科学的发展通过相应的技术中介既满足已有的社会需要,又引发新的社会需要,从而构成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社会需要只是科学发展的外在利益驱动;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以及科学问题的提出、确立和解决,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是现代技术的基础,现代技术是科学的具体应用。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必须克服现实生活中那种尊崇应用技术,轻视理论科学的功利主义倾向。     

英国高等教育在其科学活动中心形成中的作用与影响

17世纪下半叶,英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的第二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作者以较详实的史料对英国成为科学活动中心的高等教育背景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从新的视角探讨了英国科学活动中心形成的原因。全文包括四部分,即:问题的提出,17世纪以前英国的高等教育,17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变革,英国高等教育对科学活动中心的影响。     

研究性学习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基础

研究性学习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已被列入普通高中的必修课之中,并得到了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性学习的提出,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研究性学习源于杜威的“从做中学”和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施瓦布的“探究式学习”、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建构主义的“抛锚式教学”等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实践模式;我国的课外活动、活动课程等为研究性学习成为一门必修课提供了实践依据。     

浅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

文章阐述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人性与精神文明建设

各种科学都与人性有关.从人性的视角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人性的精神属性表明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成为人的内在要求,应当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应当突出人的精神的能动性;人性的普遍性要求我们遵循精神文明建设开放式发展的规律,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普遍的人性培育;人性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对不同思想觉悟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人性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性、反复性、长期性等特征,贯彻全面性和具体性的原则.     

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正常的比例为46．7％,评价偏低或偏高的比例分别为25．6％和27．7％;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评价没有显著差异,但留守儿童的焦虑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幸福与满足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年级、学习成绩、父母文化程度、父母与孩子交流情况、班主任老师的关心程度对其自我意识评价状况有显著影响。针对研究结果,从家长、学校和社会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CEO注意力对产品创新影响的研究

在探讨了CEO注意力、产品创新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有关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收集的方法对国有企业CEO进行了调研。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CEO对于外部的注意力普遍高于其对内部的注意力;外部注意力对于产品创新的技术表现和市场表现均有积极影响,内部注意力仅与产品创新的技术表现正向相关;产品创新的技术表现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均有积极影响,仅市场表现对企业非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     

融资动机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来自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实证发现

为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融资动机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关系,从公司网站这一视角出发,构建上市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以深圳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受到了当前融资计划和未来融资动机的影响.当公司在未来年度内获得融资资格的机会较大时,投资动机和圈钱动机都会导致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的上升;而当公司未来年度内获得融资资格的机会较小时,公司进行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动机则大大弱化.因此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出于中小投资者利益考虑,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自利行为.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