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效率改进的数量分析

把政府视为联合供给公共品的组织,根据政府供给的主要公共品建立复合指标体系,采用DEA模型中的MPI指数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效率的改进状况,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政府效率都不断得到高速改进,平均改进速度甚至超过同期中国GDP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现行政府体制存在相对有效的自我完善机制,中国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的。在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亲贫困增长分析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本文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中,采用合作博弈理论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证明了亲贫困增长分析中因素变动效应的完全分解过程,并用住户调查数据（1988-2007年）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亲贫困增长状况进行了实证,在此基础上作为制定具有瞄准功效的反贫困政策的有力依据。     

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的传导效应分析

文章以基于GARCH模型的事件研究法,分析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对股票市场的传导效应,研究股票市场对利率调整政策的反应速度和反应强度,检验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进而探索运用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管理股票市场风险的效力。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多次对利率上调呈利好反应,其原因可能与政策公告被股票市场投资者预测到有关。但利率调整目标的累积效应日趋明显,对股票市场过快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以粤西妇女婚姻关系的解除为例

抗战时期粤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变动。当地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登报声明离婚、退婚、脱离关系者比比皆是;部分妇女诉诸法律,地方法院肯定了妇女的婚姻权益,婚姻自由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关联理论与跨文化交际会话含义的理解

随着跨国度,跨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际障碍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会话含义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Sperber和W ilson在他们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一文中提出来的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它在语言学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正确理解和掌握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探讨认知语境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有利于加深对交际本质的认识,有利于会话含义的理解,有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之改革

拒执罪以立法形式出台以来,虽对"执行难"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致使执行实务中适用此罪的情形尚不多;在"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新时代背景下,除保护其法益之外,拒执罪的任务还应包括保护"社会信用";拒执罪应以保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正常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改革方向,以与其他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动态衔接为改革方法,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对犯罪构成进行改革,从而改善本罪的适用状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论我国国家赔偿标准的提高

国家赔偿标准过低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一大问题。应采用补偿性和惩罚性相结合的原则确立赔偿标准。本文从公民人身自由权、公民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4个方面对赔偿标准的提高进行了具体研究。通过和民事赔偿标准的比较,提出国家赔偿标准应具有合理性和可执行性,结合适用法定标准,尽可能地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完全赔偿。同时,对有关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若干问题

论述了学科和专业的概念及二者的关系,指出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内涵,提出了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应紧密联系起来,统一制定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使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协调有序进行.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阶段。礼萨·汗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部落和宗教权力架构之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主导权,政府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中心,扭转了长期以来传统王朝国家的地方主义割据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礼萨·汗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家与社会(部落、什叶派伊斯兰)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强制性的民族整合政策使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进程陷入困境,极大削弱了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的提升会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说明财务绩效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财务绩效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