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因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

文章以416名高中生为被试,用归因问卷、自我效能感问卷和自我调节学习问卷为工具,对归因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归因和自我效能感直接对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产生影响;(2)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策略存在性别差异;(3)归因方式存在年级差异;(4)动机成分中的自我效能感和归因是作为调节机制而存在的,影响到个体对认知和元认知策略的选择.     

城市社区改造中村民社会化提升的背景分析——以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改造的重点。城中村村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面临一个新的社会化断层,他们在城市生存技能方面、文化素质方面和城市心理的培养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问题。解决城中村村民的社会化提升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协调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广告语言创意与社会文化心理

广告效果的50%—70%来自广告的语言文字部分。语言创意是广告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广告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主要介绍广告语言创意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大量的成功广告语言的基础上，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给人一点启迪。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传播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媒介建构——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媒介建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塑造方面起着举足轻重作用。文章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媒介建构问题为依托,具体地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中尚待注意和完善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文化自觉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精华所在,而民族文化则是养育和承载民族精神的源泉。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民族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文化自觉需要有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需要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更需要有付诸社会实践的自觉参与。     

国企特性及其发展战略重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因此,不能用规范一般企业的规则来规范我国的国有企业,而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借鉴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优势,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所带来的挑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必须。仅仅调节人口政策、仅仅调节针对老年人的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应当以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视角来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在重构过程中,不仅要统筹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而且要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联系。因此,应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解决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