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方差风险计量模型的实证比较及改进研究

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模型存在方差无法真实反映现实中风险大小等问题 ,半方差风险计量模型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沪市A股样本数据实证分析 ,发现目前四种测度的半方差风险计量方法在衡量风险效果和资产配置效率方面还存在差异和不足 ,适用合理的半方差风险计量模型应在以上两方面都具有良好的特性从而满足有效衡量风险效果的条件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中小型民营企业分配机制的转换与创新

中小型民营企业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是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热点。作者结合企业内部可分配的价值对象,分别从经济利益、组织权利、教育培训机会、安全保障待遇等方面,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分配机制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分配机制的落后,是束缚中小型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分配机制的转换与创新提出了相应对策。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

1924—2003年的八十年,《金瓶梅》作者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主要成果为前四大说与后六大说(包括集体创作说)。文章在回顾、总结、历史评价主要成果得失的同时,分析了此项研究存在的深层隐患:无权威崇拜观念掩盖下的随顺意识作祟;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单向思维症等。     

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之间联系紧密 ,难以分隔 ,但农民问题则是三者中的本质性问题。造成农民增收的限制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相对剩余对增产增收的影响 ,所殃及的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结构调整又受限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用途的管制等。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有三 :一是靠农民用技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经济规模 ;二是政府加快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 ;三是需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发展。     

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密切 ,我国环境质量伴随工业发展逐渐下降 ,并呈加剧恶化之势。在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 ,应注意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以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为此本文提出了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环保执法 ,促进环境保护产业化 ,发展生态农业等政策建议。     

论实事求是的过程性

过程性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特征,这是由诸种原因所决定的。其中,认识主体的内部矛盾是过程性的主体性原因;认识客体的复杂性是实事求是的客体性原因“;求”的深刻内涵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性原因“;是”的质的规定性是实事求是的目的性原因。     

教师“为迁移而教”的能力结构探讨

“为迁移而教”是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的一种具体表现 ,主要包括两大要素 :一是有关迁移以及“为迁移而教”的基本观念 ,二是“为迁移而教”的基本教学技能 ,具体有激发动机、编选与教授学科内容、教授学习策略以及评估迁移成效等教学技能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