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意识的起源与结构》

我们已对以下的基本命题耳熟能详:“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人们真的就了解意识了吗?迄今为止,人们已对意识现象进行了多学科、跨学科的全方位研究:心理学、生理学、医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等无不关注意识现象,这足以说明意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哲学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一种最抽象也是最基础的研究。胡潇教授的《意识的起源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从哲学视角对意识的起源、意识的结构以及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创造性地将个体意识与…     

近五年皮肤性病学考试试题及成绩分析

总结近几年皮肤性病学考试结果,量化分析所有试题的难度、区分度、信度,探索更客观、科学地反映学生能力和水平差异的考试,提高考试质量,增强考试的客观性,为建立试题库提供理论依据。     

雪域西藏对歌:群体性调适自然与社会的仪式活动

对歌是遍及雪域西藏及其周边各民族地区的一种伴随仪式而展开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它既是人类顺应天时、萌发春情、祈盼丰收的仪式颂赞和群体倾诉,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关联,又是跨性别、跨地域、跨社会集团的交流方式和联姻手段,体现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血缘与文化的联合。     

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从北村透谷到高山樗牛

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 ,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文艺评论家的优秀代表 ,从他们身上可折射出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成长和中后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以北村透谷为代表的前期浪漫主义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 ,而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则带有“乐观主义”的成份。如果说北村透谷的创作和评论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开启者的话 ,那么 ,高山樗牛则是日本浪漫主义承前启后的人。     

对宁夏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思考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从宁夏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入手,分析了宁夏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阻隔因素。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战略选择无疑是改善宁夏金融生态环境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基于制度有效性的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构建与实施

通过对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45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得出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状况总体较好、但也不尽人意的结论,剖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是社会影响和有效性制度的缺失,提出大学生诚信构建需以他律为主,以有效性的他律制度建设为抓手,以社会联合征信系统构建为前提,建立实施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和严格的失信惩戒制度,从而逐步建成诚信的高职校园,培养出优秀的高职大学生.     

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观

在生态女性主义论述中,大多以“自然”一词涵盖一切非人族类,动物议题在这一大框架下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往往被忽略。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主张将研究视角转向动物,正视动物受苦议题,重视并发展对动物伦理的探讨。动物受苦的根源是物种歧视,物种歧视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异性恋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出于对动物受苦的同情,提出了语境性道德素食主义的关怀伦理;物种间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将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方向,通过对物种间关系的探讨,强调一种基于关怀、养育和爱的动物伦理观。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我国野生动物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应对——兼谈对环境法“调整论”反思的反思

为有效应对野生动物外来物种入侵问题,我国应当借鉴美、日等国家的有益经验,及时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立法,健全完善由外来物种的分类管理、风险评估、引进和放生许可、监测预警、应急反应等组成的制度体系。同时,还应当修改《侵权责任法》,将生态破坏侵权纳入统一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修改《刑法》,创设破坏生态罪的新罪名。此外,还应推进行政监管体制改革,成立专司生态保育工作的生态部,并在其下设立生物多样性管理局,实现对生物入侵应对事宜的统一监管。从理论上看,研究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调整机理,不仅有助于理解关于环境法可以调整“人-自然”关系之“调整论”的可贵之处,还有利于揭示“自然体权利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等极端观点的谬误所在,进而修正和完善环境法“调整论”。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面临着诸多风险。要规避和降低风险,应从以下方面考虑:其一,加快实施农产品品牌整合的战略性发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其二,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其三,提高农产品品牌监管的力度,优化农产品品牌建设环境;其四,有针对性地加大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的扶持力度;其五,建立一套应对市场风险的农产品品牌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