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哲学批判与理论创新

批判是哲学的基本功能,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动力。历史上的许多理论创新都是在哲学批判的推进下得以完成的。对理论创新的推动正是哲学批判的意义所在,也是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也正是建立在对理论创新的推动上的。哲学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批判的历史,从而也是理论创新的历史。     

修复式司法在校园霸凌中的适用

我国传统的报应式刑事司法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校园霸凌以及由此引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必要引入修复式司法以弥补报应式司法的不足。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那么,再怎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不啻为削足适履,而且极有可能使得被贴上"犯罪标签"的未成年人产生恶性循环,诱发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修复式司法把被害人疗愈和加害人自愿承担责任作为目标,注重双方以平等的方式沟通交流,使双方有机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最大程度地满足实质需求,最终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关系。     

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保障

随着保障人权意识在刑事诉讼中的觉醒,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必将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价值可区分为程序性权利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前者是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后者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为基础的独立价值。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程序性权利内在价值的缺失与薄弱环节的完善,是今后现代化法治建设的紧迫任务。     

外国留学生游世博园

沈阳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也吸引了在沈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初夏,沈阳的天空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正在中国医科大学留学生英语班学习的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留学生一行45人来到了沈阳世博园观光游览。     

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的解析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下最为前卫的文化思潮,它对包括音乐、文学等众多艺术形式以及哲学观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音乐艺术为对象,从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特征的梳理中来探讨当今音乐创作观念及审美等方面表现出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特征。     

新生代民工迁移非持久性的城市推力

西方人口迁移理论仅从宏观的理论层面上提供了迁移的解释,并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因素,而目前中国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城市推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的迁移决策所起作用则更为直接,进一步分析其城市推力因素,即非持久性迁移因素,降低城市推力成本,尽可能地规避持久性迁移的不利因素,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关键.现在用对浙江省2517名新生代民工调查来说明这一问题.     

“位育”视域下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乡村儿童文化认同。因此,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以“位育”为理论视角,聚焦乡村儿童,基于其身处乡村的内在感受,以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中存在的乡村衰落、本地文化缺失、离农教育等问题作为切入点,利用环绕在乡村儿童身上的各种关系,从“教育之外”和“教育之内”两条道路出发,分别从城乡一体化、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文化教育、乡村儿童本土生长出发,构建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路径。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江西推进科技金融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推进科技金融发展对于江西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助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江西在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产品投融资体系和服务体系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也存在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待加强、科技金融有效供给不充分、化解信息不对称较困难和科技金融统计体系待构建等问题。笔者建议,江西应完善系统化顶层设计,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完善,大力吸引金融机构和人才,完善科技金融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科技金融健康高效发展。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定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主要立足于三个命题:“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解决“低龄犯罪人”问题的应然手段,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控制能力。通过对实证数据与相关论据的收集分析,前两个命题得到证伪,第三个命题无法证明,由此可以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合理性依据。从我国历史与近代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发展历程来看,调整年龄节点的主张从未停止,援用的理由相差无几,经历过多次变动与论证后延续至今,具备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从我国的义务教育设置与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的基准点应以义务教育的结束为合理节点,采取“从高到低”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逻辑。综合上述理由,兼顾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导向,最终得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合理,不需降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