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中国水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分别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氨氮排放作为水环境污染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对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是影响水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直接结构效应对中国水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排放.通过引入贸易开放的相关交叉项进一步对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进行识别,结果发现,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并不存在所谓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导致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排放降低,而对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引致其水污染排放量的增大和排放强度的加剧.     

BT项目合同风险分担研究

合理的风险分担有利于促进BT项目双方的合作,保证BT项目的顺利实施.首先,探讨了Shapley值是否可应用在BT项目共担风险分担中,结论为合适.其次,遵循风险分担的基本原则,将影响BT项目风险分担的五个因素:风险成因、承担风险能力、参与项目程度及收益、控制风险能力及经济地位与修正的Shapley值进行结合,构建了BT项目风险分担模型,以期在BT发起人和主办人之间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担.最后,运用构建的风险分担模型分析了某围海造陆BT项目的合同风险,并与合同风险分担结果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合同风险分担基本合理,但不可抗力风险可适当让BT主办人承担工程损失风险,通货膨胀引起的材料价格上涨风险,应加大BT主办人承担比例.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概念、框架与指标构建

文章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和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及效率损失,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总体上,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自1993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金融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呈严重不足状态。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内控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与多重并购绩效

立足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诉求,并购成为企业实现迅速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本文选取2009-2014年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并购交易绩效、并购整合绩效和并购可持续增长绩效多重指标为研究侧重点,结合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考察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对多重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改善多重并购绩效,高管代理成本会抑制并购后主并公司的多重并购绩效;同时,内部控制能减弱代理成本对并购绩效的损害程度,但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各异.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包括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在内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以慈善捐赠为例

以2002-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社会角色理论分析了女性董事影响慈善捐赠的作用机理,相对于男性董事,女性董事的“公共型”特征使得她们天生就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和关怀他人,此外还因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使得女性董事更加关注慈善捐赠,也愿意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决策.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聘请女性董事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有效控制了自选择偏误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中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多于没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性董事为什么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揭示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对上市公司聘请女性董事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视角

在目前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时代,企业对员工个人创新行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文章基于11家企业184名被试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探索员工不同的目标取向通过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目标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绩效证明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绩效回避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同时,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目标取向通过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起间接作用.该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在目标取向和员工创新行为中间接作用的研究领域,也为创新驱动型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真实性偏好如何影响全球品牌中国元素产品的购买可能性?

在中国市场上,全球品牌本土化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但在理论上,还少有研究分析中国消费者如何评价融入中国元素的全球品牌.为此,文章以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为框架,构建了包含真实性偏好、品牌本土象征价值、尊重品牌遗产和购买可能性的概念模型,试图探索其中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品牌本土象征价值认知—情感单元和尊重品牌遗产认知—情感单元均能提高购买可能性.真实性偏好高的消费者更容易通达品牌本土象征价值认知—情感单元和尊重品牌遗产认知—情感单元.尊重品牌遗产认知—情感单元有助于增强品牌本土象征价值认知—情感单元.文章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全球品牌相关研究,同时对实践也有战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