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历史真实与记忆书写 ——评梁振华长篇小说《新青年》

梁振华的长篇历史小说《新青年》展现了作家浓厚的反思意识和对历史小说真实性书写的探索,作家用充满生活逻辑和现实指向的方式来叙说中国近现代史,为人们重新认识1907至1927年间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平台。     

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从《大话西游》中的台词解读唐僧形象

《大话西游》是一部后现代经典喜剧电影,艺术成就卓越,其突出之处在于运用台词艺术实现了对唐僧原有经典形象的解构与颠覆。文章通过对《大话西游》台词的研讨,挖掘出大话语境下唐僧 “人性”“佛性”“现代性”三重合一的新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人的情感世界与身份认同感。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论民事立案登记制审查中的“形式”与“实质”

在近一年实践过程中,我国的立案登记制已略显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立案登记制度是否需要审查,其为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如何明确立案登记中形式审查的审查标准和范围,如何保持好立案登记形式审查程序与后续的审判与调解程序之间的零缝隙衔接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只有这样,立案登记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积极作用于实践的良性诉讼循环。     

文本意义的原初生成何以可能？——对海登·怀特转义范式论的反思

海登·怀特的转义范式论试图扭转由语言外部寻求意义之源的传统思路,其新思路大致可作如下描述：暂且悬置文本意义的“出处”,反观文本意义自身,直接追溯文本意义的当下呈现。这就确立了以文本的多维展现作为意义溯源的可能性路径,也构成了其转义范式论的真实价值。怀特在其理论建构中主要分两步完成这一可能性路径的实现：第一步是取消传统历史主义的“事实” 基础,确立以文本作为意义溯源的合理性路径;第二步是进一步把意义的生成推进到原初的层面,从文本的展现机制中寻求意义的最初发生,这是更为本源性的一步。由是,转义在怀特那里既是一种被预设的思维状态,也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机制。那么,作为预设状态的转义是如何引领文本意义的生成的？作为被预设的思维形式究竟在哪里发生了这一预构行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怀特的转义范式论做出进一步的反思,追问并回答“文本意义的原初生成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