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皖南的茶厘与茶厘局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负责皖南团防事宜的张芾为了筹办军饷开始抽收茶厘.创设之初,皖南茶厘抽收数额不大,后抽收额度逐渐加大.同治元年(公元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特设皖南茶厘局,专门负责皖南地区的茶税、茶捐和茶厘,之后便形成了皖南茶厘局并由两江总督直接管理的惯例,直至清亡.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河北省旅游发展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发河北省产业调整,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对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河北旅游应立足现状,明确战略定位,调研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基础,才能够有望实现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和突破性发展。     

湖南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及对策

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湖南省61家上市公司2011年环境信息披露的模式、内容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上市公司倾向于在董事会报告、报表附注以及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不高,其中,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重污染行业。应从落实政府监督责任、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以及促进公众参与等三个层面入手,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当代体育经济市场主导模式动态研究

当代体育经济不是孤立发展的,与周边产业息息相关,应该在市场主导下实现多产业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体育产业仅靠政府的扶持也难以发展壮大,应鼓励民营企业注资体育产业,为体育产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助力其快速发展;大型企业是市场的灵魂所在,政府应着力培育大型体育龙头企业,借助这些大型企业,带动整个体育经济发展。     

生态人类学的整体对象

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     

宋明商业文明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演化

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发展在宋、明之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促使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具有浓厚农耕文明时代特征的社会人文精神发生变化,佛教构筑的虚幻世界结束了,世俗文化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以复古为特征的实用唯理主义哲学思想兴起,并长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但最终又遭到了于明代后期兴起的反传统主义和实学精神的批判。     

犯罪主体的情绪评价问题研究

情绪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典未将正常的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而且其对精神病的严格限定导致许多病理性情绪难以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将情绪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范围,有利于推动刑法将相关心理因素纳入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范围,推动刑法的人道化发展。参考域外的立法,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典第18条第一至三款中将"严重的精神不安"列为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     

要素丰裕度、技术进步偏向性与中国农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笔者构建包含土地与劳动要素的CES生产函数,考察农业要素丰裕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边际产出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通过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利用中国1952-2011年农业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生产函数中的各参数,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农业部门土地与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丰裕要素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丰裕度变化共同作用于要素相对收入份额,多数年份二者作用方向相反,但技术进步偏向性主导要素相对边际产出和收入份额变化.(2)我国农业部门要素丰裕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收入份额的作用呈较强的阶段性:1952-1983年,我国农业劳动要素丰裕度提高,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5％,而技术进步劳动偏向性带动劳动收入份额上升6.3％.自1984年至今,我国农业部门劳动要素丰裕度持续下降,引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2.4％,而土地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下降5％.因此,为提高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应重视技术进步偏向性的作用.     

周至元对黄宗昌《崂山志》的继承与创新

周至元作为即墨黄氏之外甥,对其舅氏之祖黄宗昌极为崇拜。其《崂山志》不仅具有继承黄宗昌为崂山立传的自觉的写作意图,而且在写作特点上也深受黄宗昌影响。但周至元严守山志传统体例,与黄宗昌借山志以寄慨颇为不同。故两部《崂山志》,一平实客观,一多抒己见;一重视历史源流的梳理,一种偏好沿途环境的描写。可谓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黄公渚与周至元交游考论

黄公渚与周至元两位先贤以崂山为媒介而定交于1952年,至1962年周至元去世,两人在晚年交往颇为密切。周至元敬仰黄公渚"才兼三绝诗书画,辞具众长词赋歌"的艺术才华;黄公渚则对周至元的《崂山志》有"《华阳》《武功》二志之继步"的赞誉,并向出版社力荐。他们围绕崂山自然山水之美,在诗文、画艺两方面的十年交游,不仅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欣赏,也是山东文学和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