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皮埃尔·布迪厄的人类学思想

皮埃尔·布迪厄的人类学研究及其成就,是当时法国社会与政治条件的结果,更是他的人生阅历及学术旨趣的直接产物。他的人类学成果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其学术思想的灵感来源和认识论反思的基础,而且促成了他“从规则到策略”的转变。可以说,人类学研究是布迪厄一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强化通识教育是提高西部民族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

文章就通识教育的提出、通识教育与西部民族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关系,以及如何实施通识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北贫困民族聚居区学校体育特征研究

在层层比较中作者们认为西北贫困民族聚居区学校体育具有总体比较落后、地域特征明显;观念比较陈旧、经费严重不足;民族特色突出、发展潜力较大;少数民族青少年为主体,多数以一课两操为支撑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视角

在目前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时代,企业对员工个人创新行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文章基于11家企业184名被试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探索员工不同的目标取向通过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目标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绩效证明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绩效回避取向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同时,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目标取向通过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起间接作用.该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在目标取向和员工创新行为中间接作用的研究领域,也为创新驱动型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WTO巴厘一揽子协定粮食安全条款谈判:背景、进展与对策

巴厘一揽子协定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带来了新局面。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至多哈回合时期,粮食安全关注越来越成为谈判的重点,多哈回合谈判中各大利益集团也就其自身情况表明不同的谈判立场及利益诉求。协定的达成,在确认粮食安全等非贸易关注的重要意义、公共储备计划的"和平条款"、关税配额制度改革等方面实现突破的同时,又存在文件约束力低下、取消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目标失败、利好政策实施程序及条件复杂等缺憾。对于中国而言,应分析此次协定为增强中国的粮食获取能力带来的政策利好,继续在后续谈判中加强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同时及时地修改中国的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灌装包装生产线效率评估系统的设计

针对国内一部分食品企业灌装包装生产线难以量化生产线效率的现状,提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生产线效率评估系统。通过评估设备速度V-曲线,以现代信息化技术为基础,提取出关键设备的停机记录,其中包含了停机的起始时间、终止时间、时长、分类、机台和原因等几大关键项内容,然后对内外部因素造成的各类时间损失进行准确量化评估,从而构建以总资产利用率、线毛产出率、设备综合利用率和线效率4项指标为衡量标准的一套生产线效率评估系统。本系统实现了灌装包装生产线数字化过程,整体透视出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设备运行能力和故障处理能力。基于此数字化效率评估系统,可以分析停机成因,识别出影响生产线效率的核心要素,通过针对性的优化手段,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实现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业务目标。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儒家的社会规范与阴阳五行秩序

所谓规范指称"标准化的秩序"。社会规范指的是为社会成员所提供的是非标准和行为指南,因而也是人们具体行为必须要遵循的行为法则。儒家的社会规范可分为两种:一是以"德礼"为核心的积极的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教化的力量来改变人们行为的根本态度;二是以"法刑"为核心的消极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物理的制裁来暂时控制人们的行为。规范必须拥有其合理性。在儒家看来,社会的规范不是来自于近代社会学理论所讲的社会契约,而是来自于自然本身的秩序。因而"三纲五伦"以及"礼乐"、"刑政"等规范都体现着阴阳五行的自然法则。跟近代的社会学理论相比,儒家的社会规范具有以下的特点:其一,儒家的社会规范不是以平等的个人,而是以有差别的个人为前提;其二,儒家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实现功利性或者效率性,而在于实现道德性;其三,儒家的规范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契约,而是为了实现阴阳五行的自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