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     

论共产党员必须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国内外变化的新形势指明了党的建设方向,从时代发展的新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要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野总结了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的一项伟大创新.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永葆先进性.     

黄土丘陵沟壑区绿豆化控节水技术研究简

干旱少雨是制约榆林市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绿豆的生长发育常常受到干旱胁迫,为了提高干旱地区绿豆的产量,本项研究采用随机区组的试验方法,分析了黄腐酸喷施（HP）、黄腐酸浸种＋喷施（JP）、保水剂拌土（BT）、对照（CK）、黄腐酸浸种（HJ）,不同处理对土壤含水率及对绿豆生长发育、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处理提高了土壤含水率,HP处理土壤含水率最大,由高到低依次为：HP〉JP〉HJ〉BT〉CK,分别超出对照14．06％、10．47％、6．66％、2．33％;保水剂拌土提高了绿豆的株高、茎粗、百粒重、单株荚数,分别比对照提高了7．56％、8．89％、1．79％、20％;处理小区的产量大小：HP〈HJ〈JP〈BT〈CK。四种处理均可提高土壤含水率,但小区最终产量都低于对照,因此该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道德基础的社会整合——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及当代中国社会意义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议题在于,借助于道德基础寻求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纽带并以此来试图解决社会转型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危机。他以集体意识的萌生和消解为主线引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社会类型,渐次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一方面促成了工业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构成了社会整合的威胁。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工内部又会内在地创设出一种新的职业伦理道德。这种基于道德基础的社会整合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无疑很有启示性意义。     

维特根斯坦论“否定之谜”

“否定之谜”是早期分析哲学中广泛讨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对此做出过很多论述.前期维特根斯坦主要通过命题意义的图像论对否定疑难进行处理.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转向了日常语言分析,从语法自治性和多样性两个角度进行阐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正确处理词与句的关系是解决“否定之谜”的关键.     

科技伦理学的激励型规范与系统功利主义－－科技伦理学激励型规范与约束型规范的互补结构浅析

从国内关于科技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出发,提出建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主张按照科技价值论-科技伦理规范论-科技道德论-科技应用的线索进行建构;论证了以功利规范与道义规范的结合或互补作为科技伦理学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了系统功利主义的缺陷.     

从“愿景”或“共同梦想”看家族企业管理的伦理气质

家族企业概念界定的复杂性问题,是由家族企业管理的伦理气质决定的。如何看待家族企业管理的伦理气质,是形成一个关于家族企业的包容而合理的概念来指引我们正确看待家族企业管理之伦理理念的关键。由于"愿景"的建立或"共同梦想"的编织,是构筑家族企业管理之伦理气质的最为关键的构成因素,因此从愿景或共同梦想来看待家族企业管理的伦理气质,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包容而合理的关于家族企业的概念界定。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一种保罗·德曼式阅读

“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英汉语篇中省略衔接手段对比及其翻译

省略衔接是五种衔接方式中重要的一种,在英语、汉语中的使用都十分广泛。英语形合及汉语意合的特点使得英语、汉语中的省略衔接也有诸多不同。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目的语中省略衔接的特点,增补或删减一些成分,再现译文中的语义连贯。     

黑社会组织模式、行为及司法化的认识与处置

黑社会的犯罪模式依附于组织模式。目前在立法层面上只将其作为组织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使对该类犯罪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显现立法的缺损,犯罪的危害性得不到清晰的描述。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黑社会组织的模式和犯罪行为早已发生了变化。坚持传统标准,对我国目前仍处于滋生发展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犯罪模式的确定显然是不利的,只会束缚我们对当今中国发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的认识,给立法设定更多的障碍,延误对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打击的及时和准确,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