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人评点看《儒林外史》谋篇的艺术特点

《儒林外史》独树一帜的叙事结构,一直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儒林外史》清代评点对其谋篇艺术详瞻、细致的阐发,可以概括出《儒林外史》谋篇的四个艺术特点:精严性、抒情写意性、对比性、重述性。     

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功能研究

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会造成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缓解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保障功能发挥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进展

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人口健康产生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可操作性。对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做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影响的中间机制研究进行较全面的综述。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四种中间机制影响人口健康:物质机制、生活方式机制、社会心理机制、社区邻里环境机制。这四种中间机制不仅单独发生作用,而且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哪种机制对健康的影响更大目前仍没有定论,在影响结果上,研究也未呈现一致性。在物质机制、社会心理机制、社区邻里环境机制上,表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受到的损害更大,但对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明朗;在生活方式机制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存在差异。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

古典市民社会对应城邦国家,近代市民社会对应民族国家,虽然理论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根本的理念,即追求道德的提升,追求善德、品格的诉求并没有改变。现代社会和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理念之上。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动机研究的新进展:自我决定理论

作为一种新的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人类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将动机按自我决定程度的高低视作一个连续体.其基础是有机辩证元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可以通过支持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来增强人类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保证人类健康成长.自我决定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体现了动机研究的趋向,为众多的动机理论的整合提供了基础.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均衡,这就使社会公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社会公正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差别,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生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各得其宜。国家维护社会公正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每个人都拥有改善自身境况的条件和机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成果共享,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社会对于公正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在客观上要求现代政府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管理学的效用:基于四维矛盾的解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中国管理学建构与发展成为管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从以往研究看,关于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效用问题,一直缺少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忽视了涉及中国管理学效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悖论问题。为此,从时间、空间、思维方式、路径方向等方面梳理出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4组矛盾,即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矛盾、理论借鉴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矛盾、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的矛盾。通过对这4组矛盾的系统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平衡和协调策略,旨在推动中国管理学提高自身效用,并对国际管理知识库做出贡献。     

“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

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基于皖东南H县X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的预期出现背离,而中坚农民以“搭把手”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