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越来越多的文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的重视。如何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文书成为一大问题。同时,传统的文书征集方法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探索建立有别于其他文书保护模式的清水江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单因素约束下的坡市人口合理容量测算——以成都市为例

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对城市合理人口容量进行测算。考虑人口容量与经济、社会、自然的关系，选取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弹性系数、产业发展、耕地资源、水资源为制约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测度各因素制约下的人口合理容量，最后应用“木桶原理”得到同时满足各个制约因素的人口合理容量。     

全球化环境中的城市营销:行为空间变化与战略转型

在全球化与分权化浪潮的共同影响下,城市营销表现出强烈的增长倾向,驱使城市之间展开以追逐资本为主要内容的竞争博弈.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替代市场的行为助长了城市营销利益短视的经营动机.致使城市发展受到恶性竞争的困扰,并冲击着由行政区划制度建构的城市管理体系,制约了以城市区域为依托的功能型空间组织的一体化发展诉求.鉴于此,我们要密切关注由市场主导的和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城市行为空间变化,认清城市营销战略转型的价值基础,积极探索其组织管理制度的创新模式.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自然书写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里,伴随着都市文明缺点的日益显豁,自然与人性受到严重异化,人的完整性被无情割裂,回归自然乐园与回归本真人性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神性解释,从神意之美中寻觅终极的源泉,架起了重返自然乐园和复归本真人性的诗意桥梁.这种神性书写暗合了世界艺术潮流的脉动,提供了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现代化文化因子.     

西夏开国人口考论

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而指出 ,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土地有限 ,人民有数”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人口总数则仅及百万     

对赫哲族聚居区"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查分析

本文作者在"十五"期间深入赫哲族聚居区,对赫哲族人民在"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赫哲族在"十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的新成就.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研究

岷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其生态地位特别重要,本文分析了岷江上游地区面临的基本生态问题,提出了岷江上游地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的原则、依据与目标,根据岷江上游区域生态系统的空间特征、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该区域划分为三个生态功能区并确立了森林牧草、水域湿地、农田作物等生态屏障建设重点内容,切实有效维护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四

回顾了蒋斌近四十年来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他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同样重视,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关怀更广,具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民族志调查则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多元的社会形态。他的硕士论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冲突理论分析排湾族的贵族制度,并对当时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做了反思;博士论文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从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到东南亚沙捞越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岛屿东南亚社会,在他看来,研究东南亚能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岛屿上发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