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人本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次论及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个命题,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极其深刻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中极其重要的观点.基于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对于这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可以从构成元素、结构动力和整体生态三个层面来理解.正确阐释这个命题的内涵和意义,不仅有助于回答一系列重要的相关问题,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有助于认识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自然美的人性本原、自然界之所以是人的生命和精神家园以及自然性成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的根本原因.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人本生态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     

加强高校预算执行审计初探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但部分高校也存在着预算管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不强,预算执行审计制度建设不完善、执行审计监督不够、绩效评价缺乏、创新不足等问题。今后,在高校预算执行审计中,应将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相结合,预算管理审计与支出预算执行审计相结合,常用的审计方式与数字化审计方式相结合,专项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与预算执行审计相结合,预算执行审计和绩效审计相结合,成果运用与整改落实相结合,以不断提高高校审计水平。     

国际河流共享性的法律诠释

国际河流具有共享性,国际河流的共享不仅有其历史渊源、现实基础,也有其理论及实践依据。国际河流不是"一切人共有的物",其共享的主体应为流域各国;共享的核心在于"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共享者一方面享有共同分享国际河流水资源利益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共同保护国际河流水资源的义务。流域各国在行使其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权时,应相互尊重主权,以共同利益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无害利用原则等为指导,加强国际合作,以使国际河流实现最佳和可持续的利用。     

农村信用社、国家与农贷悖论

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演变史迹中,存在一个迄今尚未破解的农贷悖论命题:本该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农信社,却没有为弱势者服好务。农信社始终被国家所控制,其经营目标主要是满足国家效用而非社员效用,这是农贷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破解农贷悖论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国家在农村信用社的行为边界:国家要么退出农信社,要么控制农信社。     

有效社会管理与社会信任重建

当前社会管理困境不仅仅源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信任结构的缺陷,现代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频频遭遇"公信力陷阱",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有效的社会管理要求实现社会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现代转换,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可以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治理变革和社会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着手。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揭露了所谓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病态社会",存在着"单向性"、"攻击性"等综合病症,极大地压抑了人性,使人成为工具,从而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摧残,揭示了其邪恶本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增长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

增长意识形态认为增长就是一切,增长没有极限。增长意识形态体现了当代经济权力和等级关系的本质,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增长意识形态面临种种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人们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树立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构建生态社会,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