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逻辑性质--从奎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谈起

在考察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对奎因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进行了评述,说明奎因的批判并不能否认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是两个典型的模糊概念,因而需要运用模糊思维方法去把握它们既相对区分又相互贯通的辩证机理.     

互联网的"实名制"与虚拟社区的"治理"

近几年来,互联网在舆论动员及组织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管理者制定实名制试图管理和引导网上舆论,但虚拟社区并不"虚无",而是"现实"的,虚拟社区是现实社区在网络世界的延伸与发展,"匿名"并非就一定不无可取,"实名"也不一定就是灵丹妙药,要摈弃传统的统治思维,引入"治理"新概念,以适合互联网本身的特性,追求网民的协商与认同,以真正达到善治.     

地方本科院校提高聘用境外教师效益探析

地方本科院校在境外教师引进来后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普遍效益不高.其具体表现为：对境外教师的工作任务安排不科学;对境外教师的教学工作疏于管理;境外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聘请与聘用分离,管理难成体系;第二,院系对境外教师的作用认识不到位;第三,与境外教师签订的合同缺乏约束力.可采取这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加强校级层面的组织领导,完善境外教师管理架构;加强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循;实行科学教学管理,完善境外教师的教学管理体系;多方面着手调动境外教师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会流动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基点、举措、趋向及保障

社会流动是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可有效推进农村人口的向上社会流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教育管理的相关经验能为我国提供借鉴。这些经验包括：在基础教育领域注重课程多元、教师流动和多样化办学等基点;在职业教育领域推行部门协作、均权管理和注重评估等举措;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社区化、开放化和均衡化等趋向;在继续教育领域形成立法、财政和学分互认等保障。由此得出的启示是：经费投入和使用要向农村教育倾斜;要开展成果认证和转换,为农村群体构筑社会流动通道;要完善法律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构建多维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     

论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林业承担着保护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职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是美丽中国构建的核心元素。发展现代林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维护生态安全的必由之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充分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探索发展现代林业的有效途径,对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大学生村官角色距离问题探究——以南京S村为例

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工程各相关主体对大学生村官充满期待,这些角色期待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大学生村官实际拥有的权威与这些高期待并不对称,再加上大学生村官的角色领悟出现偏差,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都使得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与实际角色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最终大学生村官未能成为如"村民的保护者"和"国家的代理人"那样的理想角色。     

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阐述随迁子女的概念,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个体差异,指出已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对未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进行展望。     

基于性格与信息接收类型介入的大学英语学困生学习策略实证调查研究

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通过对91位学困生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学习过程中学习策略的介入情况,探求学困生学习成效低跟不同学习策略使用的相关性。     

论语言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领域语言

领域语言的发展变化受语言生态伦理的影响和制约。从现实空间领域来看,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生态关系的动态调整直接受制于族群语言立法,即国家语言规划。而不同方言间的强弱竞争、方言内部成员的优胜劣汰也都与使用者的价值理念和语言态度有着密切关系。从虚拟空间领域来看,网络语言与其他传统领域语言之间的双向互动需以语言生态伦理为依据和导向,而网络语言的自我孳乳也受使用者民族认知心理和内在语言知识的影响,在深层伦理规范的驱动下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从而实现语言生态的有序传承和健康发展。     

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转向：价值诉求与实践品格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出现了强调“公共性”价值、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社会和谐、行为自律的道德化转向,显示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及其实践追求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诉求打开了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视野,摆脱了泛理性化和技术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不仅赋予了公共行政理论合法性根基与价值合理性基础,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乏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