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溢出的R&D时滞性理论及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知识溢出过程中时间滞后性的研究,是解决知识溢出测度这一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领域难点问题的关键步骤之一。从知识溢出的角度研究R&D过程中的时滞性,对R&D时滞性的影响因素、不同主体表现、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梳理。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测度R&D的知识溢出,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利用2002—2010年间的数据考察了北京地区R&D活动与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国高校R&D知识溢出效应存在1年的滞后期;北京高校R&D知识溢出对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绩效带来正的溢出效应,全国企业R&D对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绩效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研发的新产品导致的溢出效应。     

空间视阈下莫里森小说《宠儿》中黑人女性身份的建构*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空间转向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时间独大,而忽视空间维度的局面,大量学者开始关 注空间与空间理论。在文学上也出现了文学作品的空间叙事,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正是空间叙事的典范,通过 在作品中建构社会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以小说中三个黑人女性命运为时间线,从时间的历史性与空间的共时 性两方面实现十字交叉式叙事,从而实现黑人女性身份的建构。     

论自然主义文学叙事的“非个人化”

左拉明确提出了作家创作"非个人化"主张,要求作家叙事时应该像科学家那样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超然中立的立场."非个人化",从根本上说乃是自然主义作家为了确保"真实感"而刻意实施的一种叙事策略."非个人化"与"个性表现"两者在"真实感"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将叙事主体"隐匿"起来的企图为自然主义叙事技巧的革新提供了动力,他们所创造的"转换叙事角度"、"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等叙事手法均被现代主义作家所发扬光大.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紧缩结构中关联词语的隐现探讨

紧缩结构是汉语言中一种常见而又很有特色的语法结构,它是由两套谓词性结构压缩而成且内部含有明显的逻辑配套关系的复核结构。学术界对紧缩结构的研究多停留在紧缩结构单独成句这一层面上,因而对紧缩结构的认识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从紧缩结构关联词语的隐现可以揭示其内部复杂的逻辑关系。     

中国低碳经济系统建设及其战略转换的若干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标志的低碳技术与产业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继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五次浪潮,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行动.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刚性约束正在改变着发达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也正面临着高碳与低碳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本文在辨析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就低碳经济系统建设提出若干构想.对中国多层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实施由高碳向低碳经济系统的战略转换提出相应的路径与方法.     

广义岭回归的岭脊搜索法研究

本文在大量计算机模拟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方差膨胀因子小于某阈值为约束的广义岭回归岭脊的三种搜索策略,以岭脊和最小且残差平方和不要上升太多为最优岭脊标准的准则,研制出一套广义岭脊搜索的MAT- LAB计算程序。     

魏晋风度的身体表达

魏晋名士以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为人生宗旨,啸歌、裸裎、服药、饮酒等种种身体行为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达形式。如此种种与个体感性价值相关的行为,是自我生命本质的外在流露,是对"宁做我"观念的现实阐释,从而成为了他们的人格标识。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行政领域时,不免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何种程序方属正当?以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灵活性为基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最终在1970年代确立了利益衡量标准的主导地位.为减少利益衡量标准的负面性,法院仅在重大影响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才适用该标准补充或修正行政程序,使之达到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