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高等教育入世

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入世后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宏观分析 ,认为 ,我国入世后高等教育的生源将极大增加 ,办学效益会显著提高 ;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高校将分化重组 ,形成高等教育集团 ,实现规模经济 ;推动高等教育进入国际市场 ,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指出 ,入世所带来的激烈竞争 ,可能使部分高校被淘汰 ,引起国内人才的流失 ,存在中华传统文化受到排挤和弱化的可能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探析

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许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却极易出现社会动荡。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诸如人们的期望值过高、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还有历史的国际的原因。这些国家获得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途径主要有：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建立合理而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坚定不移地推行全方位的改革政策,强化政府能力和巩固政治权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也属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党和政府应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管理,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疏导机制、调控机制、缓冲机制等一整套社会稳定机制。     

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入宪之思考

对生育权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私法层面,还必须上升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层面,上升到宪政和基本权利的高度。无论是生育政策,还是具体的社会抚养费制度、利益导向机制,都必须建立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生育权的普遍性、道德性以及重要性等方面都体现了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内涵和价值,这些可从国际条约层面、域外司法层面和我国法律层面一一得到阐释。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下难以达到,只有通过宪法修改方式使得生育权入宪,方能实现对生育权的更高层次、更全面的保护。     

禁毒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经验及其反思——以上海为例

禁毒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实务领域,近年来随着毒品问题的日趋严重而受到政府和实务界的重视.上海自2003年开始在禁吸戒毒领域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招聘和培训社工队伍,从而在中国内地率先进行了禁毒社会工作制度创新.上海禁毒社会工作在借鉴香港等境外先进经验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探索,其经验及面临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探讨.     

从判牍《府判录存》看清代中后期关中地区的合伙经营及诉讼

《府判录存》是清人邱煌道光年间为官陕西时的判牍。作为重要的法制史资料,其中收录了大量与合伙经营有关的诉讼案件。从中可看出,合伙经营在小本经营者中广泛存在,大多有合伙协议,并在合伙运行中的经营、清算、债务承担、退伙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合伙组织会因为账目管理、结算清算、合伙事务执行、分伙退伙等原因产生纠纷和诉讼。领本和铺伙这两个概念,也有待进一步辨析。     

论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的基本原则

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主张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的格局,在医疗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市场的力量,以提升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作为一种亲市场的治理工具,民营化为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医疗服务供给中的公平性形成了威胁与挑战,为了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必须恪守几个基本的原则,即负责任的民营化、强调监管的民营化、倡导竞争的民营化和有界限的民营化。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跨文化护理的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跨文化护理模式已成为护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起步相对较晚,跨文化护理的教育和实践在我国护理界亟待加强。在临床实践跨文化护理过程中,如何构建良性和谐的护患交往体系是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引入交往行为理论,介绍了相关基本概念,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交往行为理论对实践跨文化护理在理论上的借鉴意义,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论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一种犯罪的可能性,包括行为人的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因此,人身危险性是和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相独立的范畴。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地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死刑的存在目前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死刑,这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在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上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