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经理人愿意扶贫吗？——基于西北地区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经验分析

基于西北5省15个国家级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小额信贷经理人的扶贫意愿、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尽管近六成小额信贷经理人向贫困户发放过贷款,但业务量总体较少,具有信贷扶贫意愿的不到2成;性别、教育背景、收入满意度、信贷决策自主性、放贷任务以及是否完成任务对信贷扶贫业务有显著影响;性别和信贷自主权对扶贫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在信贷扶贫项目选择信贷经理人时,采取差异化策略,有序放松信贷自主权,加强扶贫效果考核,对提高金融扶贫绩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八月之光》的空间批评解读

《八月之光》以美国南方封闭守旧的杰佛生镇为背景,作为福克纳独创“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坐标因子,该地理空间延续着内战的精神创伤,铺设了种族歧视与迫害的温床。空间批评学聚焦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文学文本空间成为内含多维指涉意义的指示系统。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物理、心理以及社会空间3个层面展开探索,通过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的视角投射出该地理空间下黑白聚居区的冲突与碰撞,个人心理空间中疑似“黑白混血儿”的主体意识的坍塌及白人主导的社会空间对“无身份”种族的围剿。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指出了当前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机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政府非法干涉、灰色治理行为、村两委矛盾突出以及民主选举中的困境等,并对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提出可行性建议。     

碎片化的民间文化元素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

对民间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运用是《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这种吸收既包含整篇故事结构及主题的类型化,也有作为小说构成成分的碎片化应用。对《聊斋志异》中"碎片化"的民间文化元素,从"民间故事母题"和"民间谣谚谜联"两个方面进行探析,进一步揭示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增进研究者对民间文学母题在文化传统影响下流变发展脉络的认识。     

新常态下陕西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户县为例

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陕西西安的副中心城市户县为例,研究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增量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测算户县国民经济中的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由此提出陕西县域应在依托丝绸之路辐射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提升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及时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重视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合理布局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基础和应用研究对开放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其技术进步水平不仅受其本身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其他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科研投入水平对技术进步进而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必要的。构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可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外溢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加大研究投入、增加应用研究投入的比例以及增加经济开放程度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利用1990—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数据,考察研究投入、应用研究的比例以及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     

抗战时期河南节约建国储蓄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以吸收社会游资、筹措建设基金、调节经济稳定为号召,积极发动政府组织机构开展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河南在政府组织下也先后成立了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河南分会、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劝储委员会河南分会,由省市到乡村成立支会69个、劝储大队38个,将全省划分为20个督导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动员由上到下层层推进,将河南民众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战建国中,并取得良好成绩。河南的节约建国运动增强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利于民众储蓄习惯的养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膨胀,但也给河南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