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民间文化元素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

对民间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运用是《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这种吸收既包含整篇故事结构及主题的类型化,也有作为小说构成成分的碎片化应用。对《聊斋志异》中"碎片化"的民间文化元素,从"民间故事母题"和"民间谣谚谜联"两个方面进行探析,进一步揭示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增进研究者对民间文学母题在文化传统影响下流变发展脉络的认识。     

新常态下陕西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户县为例

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陕西西安的副中心城市户县为例,研究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增量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测算户县国民经济中的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由此提出陕西县域应在依托丝绸之路辐射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提升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及时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重视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合理布局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基础和应用研究对开放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其技术进步水平不仅受其本身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其他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科研投入水平对技术进步进而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必要的。构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可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外溢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加大研究投入、增加应用研究投入的比例以及增加经济开放程度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利用1990—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数据,考察研究投入、应用研究的比例以及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     

抗战时期河南节约建国储蓄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以吸收社会游资、筹措建设基金、调节经济稳定为号召,积极发动政府组织机构开展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河南在政府组织下也先后成立了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河南分会、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劝储委员会河南分会,由省市到乡村成立支会69个、劝储大队38个,将全省划分为20个督导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动员由上到下层层推进,将河南民众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战建国中,并取得良好成绩。河南的节约建国运动增强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利于民众储蓄习惯的养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膨胀,但也给河南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联性分析

以往研究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与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相关,但对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较少考虑货币性沉没成本和非货币性沉没成本的不同影响.文章选取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被试对象,通过有情境因素的调查问卷对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相比,证券监管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要显著更低,而二者的后悔厌恶和沉没成本效应则无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表明,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数据结果则表明,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已经成为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利用2011-2014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422家上市公司15个季度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中国银行业与股票市场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具有异质性,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约束较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具有更大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缓解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其中股票市场发展较银行发展更能缓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约束.     

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人际信任与关系稳定

文章探讨了收购商与农户构成的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中,收购商与农户双方的专有资产投入对农户信任的影响,以及农户信任对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收购商专有资产投入会促进农户信任,而农户专有资产投入会强化上述关系;同时,农户信任会提升其续约意愿,降低其违约倾向.此外,政府支持会强化农户信任对其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会削弱农户信任对其违约倾向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对信任影响的适用范围,指出了双方锁定的渠道关系对信任的重要作用,为农产品渠道中契约稳定性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还发现,政府支持对提高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制定契约型农产品渠道的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