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家族与同居——汉惠帝诏“同居“解

同居是秦汉时期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指共门出入、住在一起的同母兄弟,其中含摄着共财的内涵.家族范围内的同居在汉代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汉代家族是极少共财的.汉惠帝元年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它无有所与",无疑具有鼓励与父母同居的精神.但笔者认为,该诏令之同居是动词用法,即共同生活的意思,诏令的精神主要是对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所给予的经济奖励,而条件之一便是与父母同居.     

Pop与生活

Pop是一个特具的形美神远、以简驭繁、以少总多的词。它几乎是整套知觉形状———听觉、动觉、视觉的集合。无论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中 ,pop的出现率均都是很高的。使用密度大说明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越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也就愈有活力。本文试通过pop在表达人们日常生活时所呈现的适宜性及正确性 ,看词汇及其形成与生活、文化的某些关系     

《琵琶行》创作心态论

文章探讨了白居易创作《琵琶行》时的复杂的心态,即孤独、委顺和思乡。作者认为孤独,是白居易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拒斥,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委顺,就是委时顺命,顺其自然,是对于贬谪生活的主动应对。思乡,是对于故乡的热爱和向往,是对于精神家园的依归。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     

赵姓始祖简论

姓氏之学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姓氏的产生、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此文通过一些古文献资料的论述 ,说明赵姓始祖不可能是少 ,而是黄帝。     

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经济主体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社会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所大量采用的行政"试错"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遏制寻租要求政府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法制"并不等于"法治",只有当政府"生产制度的权力"被具有更高权能的制度(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执法规则)所约束,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才可能得到彻底地根除.     

“以德治国”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江泽民提出的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扬弃"了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以及西方过分推崇法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建国以来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结合起来,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东方与西方历史观的对话--与美国学者萨米尔@皮尔逊就历史观念的探讨

皮尔逊教授从文化传统差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史学研究中对"客体”的过度偏重,以及西方学者更注重主观参与与历史客观的结合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及其利弊得失.中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皮尔逊教授观点的同时,还指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历史研究既要主观地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献的客观性.     

论"五四”前后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深深地烙刻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印记,并对20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文学研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站在21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时期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进行一番回顾,无论是对于总结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历史,还是为21世纪的文学研究提供资鉴,都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其传导机制来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使货币政策传导需要考虑的因素多元化,传导途径变得复杂化,基于此,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各个要素的影响,指出金融创新改变每种传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使货币政策传导同时受到加强和削弱的效果,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具有非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