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作业成本的转移定价方法研究

转移价格同时具有业绩衡量和引导决策的作用,因而在分权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基于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转移定价方法具有很大缺陷.以模型化方法定量研究了作业生产能力约束下的标准作业成本基础转移定价方法,可实现对企业内各分部生产采购决策的有效引导.数值算例分析表明该方法能够较公正地衡量分部业绩,促使分部制定有利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决策,同时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链管理水平.     

突发事件应急法制体系的国际比较与框架设计

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越来越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常态管理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有赖于职能部门的高效运作之外,还应该有完善的法制基础,从体制层面解决应急管理相关问题.文章通过对突发事件及其应急法制,国内外应急法制立法现状的比较与分析,针对当前应急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需求和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体系的框架设计.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公共财政应急机制探讨

本文通过对突发事件公共财政应对状况研究与实践的评述,结合国外公共财政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分析我国公共财政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层面构建了我国公共财政的应急机制框架,最后借助云南大姚地震案例对公共财政应急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     

企业产品创新的扩散与采纳者的行为决策模式研究

在SIR模型基础上,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从个体层面研究了产品创新扩散过程中采纳者行为决策的决定因子及其行为选择方式,同时得出了一些促进产品创新扩散的重要结论.     

非畅流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管理模型研究

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流域各地区作为独立决策单元、污染物人为调控和地区间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设,构建了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描述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污染物削减指令配额模型的优缺点,提出用行政、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为此建立了合作协调模型、税收宏观调控模型、排污权交易宏观调控模型.通过对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具体应用分析了各种管理模型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后,通过各种管理模型的对比分析,指出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型应与流域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柔性研究

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和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柔性的概念,构建了财务管理柔性、柔性净效益及其变动幅度的度量方法,运用预控图原理对财务管理柔性进行动态监控。应用实例表明,该方法易于操作,为财务管理柔性评价奠定了基础。     

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税收调控管理模型研究

在分析我国目前的指令配额管理模型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用税收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思路。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污染物人工调控和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定,构建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结构描述模型。建立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税收调控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用理想点法求解出博弈模型的数值解。通过淮河流域的实证分析,得出税收调控管理模型明显优于指令配额管理模型的结论。最后分析了影响税收调控管理模型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     

成长性企业绩效管理体系设计与实施的实证研究

成长性企业如何设计合适的绩效管理体系并进行有效实施,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在阐述绩效管理概念、地位和成长性企业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天地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实例,以战略、供应链、MBO为指导思想,以BSC为架构,以KPI为指标设计方略,以PDCA为实施流程,系统构建了成长性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并解决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展望了绩效管理的信息化前景.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