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区块链技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应用

文章对区块链技术的基本逻辑和特征进行分析,探讨该项技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应用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对区块链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沿应用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结合我国目前区块链技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区块链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的正确引导。偏离实体经济需要和规避监管的伪创新不仅不能助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增长,还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带来极大的隐患。     

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居民社会关系与乡村居民利益获取研究

人类活动具有社会性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各种关系,诸种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具有一定秩序与规律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就是社会关系系统.在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政府通过政治关系运用政治权力主导机构设置、资金投入、资产补偿等景区开发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利益分配.政府主导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景区控制权;规划团队及规划方案使乡村社区核心景点和非景点区域利益获取出现分化,引发乡村社区利益空间秩序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社区展开博弈,导致社区生产空间和旅游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社区居民与其他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关联性及关联程度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利益获取.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拥有自有品牌零售商的平台开放策略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零售商之间竞争加剧，自有品牌战略成为零售商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研究拥有自有品牌零售商的平台开放策略，通过对比零售商不开放平台和开放平台下的均衡利润，给出零售商平台开放策略选择条件，并分析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固定成本和潜在需求差异系数对零售商平台开放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结合数值分析和京东自有品牌的发展现状验证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固定成本的增加，佣金费率逐渐减少，随着潜在需求差异系数的增加，佣金费率逐渐增加；第二，当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较小（较大）时，平台开放（不开放）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第三，当固定成本较小（较大）时，平台开放（不开放）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第四，当潜在需求差异系数较小（较大）时，平台开放（不开放）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Simultaneous edit-imputation and disclosure limitation for business establishment data

Business establishment microdata typically are required to satisfy agency-specified edit rules, such as balance equations and linear inequalities. Inevitably some establishments' reported data violate the edit rules. Statistical agencies correct faulty values using a process known as edit-imputation. Business establishment data also must be heavily redacted before being shared with the public; indeed, confidentiality concerns lead many agencies not to share establishment microdata as unrestricted access files. When microdata must be heavily redacted, one approach is to create synthetic data, as done in the U.S. 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 and the German IAB Establishment Panel.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a fully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dit-imputation and data synthesis. We illustrate the approach on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of Manufactures and present a variety of evaluations of the utility of the synthetic data.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assessments of disclosure risks for several intruder attacks. We find that the synthetic data preserve important distributional features from the post-editing confidential microdata, and have low risks for the various attacks.     

代际关系变迁视野下道德濡化模式的当代转变

道德濡化具有代际制约性。在传统的和谐—控制型代际关系下,道德濡化模式为"前喻型",它使道德濡化得以较好实现。当代社会变迁中,代际关系趋于复杂,代际隔阂产生,前喻型道德濡化模式不再适应新的代际关系,道德濡化遭遇时代困境。当代道德濡化要想走出困境,需要建立和谐—平等型代际关系,建构互喻型道德濡化模式。     

《红楼梦》“儿”缀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红楼梦》“儿”缀称名遵循社会语言学“权势”与“等同”两条原则.在权势不等的人中使用,只可能是单向的,体现了交际双方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在权势相等时,有无等同关系制约交际者是否使用“儿”缀称名,以显示亲密或礼貌.这体现出权势关系不同参数之间的竞争以及在等同原则支配下交际者使用“儿”缀称名的不对称性.     

浅析中国土族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社会发展

人口分布格局,既是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来的地理状态,又是许多附着于分布环境上的社会人文变量的外在表现,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探索自然和认识社会的双重意义。本文就中国土族人口的分布格局进行探讨,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与人口分布格局密切相关的人口城市化、人口流动、人口素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等社会热点问题,以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限量促销诱发的前瞻性情绪及其作用机制

摘要:为探讨限量促销诱发的前瞻性情绪及其对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根据促销决策及目标导向型决策理论,在将前瞻性情绪分为“希望、焦虑、预期欣喜和预期后悔”的基础上,结合限量方式、产品类型及限制数量3个因素,借助5个心理学实验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生产型限量与销售型限量方式对前瞻性情绪及购买意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且生产型限量的影响更大;2)限量方式对前瞻性情绪及购买意愿的影响会受到产品类型的调节.炫耀品更适合使用生产型限量促销,非炫耀品更适合使用销售型限量促销;3)在炫耀品情境下,限量方式对前瞻性情绪及购买意愿的影响会受到限制数量的调节;4)在炫耀品情境下,一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希望、焦虑、预期欣喜、预期后悔对购买意愿的影响都显著,但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希望的影响最大,预期后悔与预期欣喜紧随其后,而焦虑则不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提升限量促销效果有益,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前瞻性情绪的作用.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交叉地带及其法律思考

中国法学理论和立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较为明确,但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包括文件的同一内容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同一文件的不同内容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复杂情形。法学理论和立法对这一地带均未深入研究,导致出现了两者界定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能采用某些学者“取消两种行政行为划分”的办法来消除,而应通过出台全国统一适用的、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细化和补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严格执行两种行政行为的相关监管制度等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