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

在1949年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植生于农耕文化的地方戏曲研究——以南通童子戏为例

童子戏是流行于南通农村地区的民间祭祀仪式戏曲,据考证其历史可以推溯到先秦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当地学者的研究和推动,南通童子戏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本研究对童子戏历史进行了追溯并指出了与农耕文化的关系,通过童子戏的形式表现、演出场所的草根性体现以及内容的农耕情节反映,印证了南通童子戏植生于农耕文化的结论.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然要求对之进行学科考古学的研究,然而"学科"一词本为舶来品,其双重含义已经预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科学的"规驯"。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制度的学科设置考察发现,中国古代文论首先通过官方教育机构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而渐渐拥有了学科建制,这一过程直到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得到完成。"五四"前后,诉诸科学与逻辑而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斩断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之根,使之成为"国故"归入历史档案。接下来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科学研究的"立法"依据,以至完成"二次规驯"。最终通过郭绍虞与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确立的内容与体系,完成了科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改造,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学科。     

地方理工院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淮海工学院为例

我国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进入成熟阶段,但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加,对新闻专业人才的要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地方理工院校新闻学专业应结合自身优势,在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同质化”倾向下,找准人才培养目标的地方特色定位,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海外学者“一国两制”研究评析

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到香港、澳门回归之前,海外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及实践的可能性进行了较多研究.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海外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实践情况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研究,其中尤以港澳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他们对“一国两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问题的专门研究有助于“一国两制”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优化.     

新闻与新东北文化形象的关系探讨——以2011年《人民日报》为例

新闻因其具有可传递性、共享性、可塑性等特性而成为文化信息传递的载体,尤其是以最古老的媒介——报纸为传播工具的报纸新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报纸新闻,为他者了解东北提供了平台,也有效促进了新东北文化信息的传递,并进一步推进了东北文化形象的重塑,同时,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文化软实力。     

童年生命的诗性书写——论王立春的儿童诗

王立春是中国新生代儿童诗界一位十分惹人注目的诗人.在创作儿童诗的道路上,她以朴实亲切、轻盈灵动的诗歌语言书写着她独特的童年生命体验和她对童年时代的深情眷顾.与此同时,诗人也用充满深情与怜爱的眼睛关注着当下儿童的童年生态,显示出她对人类童年生命的深切关怀.     

译项变化原因的模因论分析

对于原语某一表达的翻译选词所构成的集合,即“译项”,会受到词意新旧和语言流行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新词模因性的增强使得译者将其用于翻译而纳入译项集合,从而引起译项变化.并非所有新词都能成为译项,也并非已为译项的新词可以永远不发生变化,这都由其模因性所决定.新词和译项的模因性发展变化有其共性的一面,同时又是相互促进,前者制约后者的关系.     

论王正雅的功过人生——“辛亥沅澧人物史话”走笔之二

在辛亥革命的伟大变革中，作为朝延命官的王正雅顺应历史潮流，及时高举反清大旗，加入到民军抗击清军的洪流之中，并在援助鄂军唐牺支部围攻荆州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取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接着他以第一任常澧镇守使之名，统治沅水、澧水流域多年，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他抵制“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暴露了其封建守旧的本质，最后因权力之争而命丧猫儿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