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缋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企业家隐性知识、交接班意愿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企业家隐性知识在代际之间有效转移是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关键。通过对企业家深入访谈和大量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诚信好学、企业家精神以及个体社会网络是需要转移的企业家隐性知识的3个主要内涵。其中企业家诚信好学和个体社会网络要素的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具有非常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家诚信好学的转移对两代企业家交接班意愿都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当两代企业家交接班意愿同时发生作用时,在任企业家的交班意愿会极为显著地影响成功传承,同时在任企业家交班意愿对诚信好学要素转移和成功传承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从而推动家族企业"家业长青"。     

有关品牌文化内涵及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品牌文化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成功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品牌文化的概念模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质的研究(32个深度访谈、四组焦点团体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认为品牌文化包括企业文化、产品与服务、品牌个性和理念以及品牌归属四个维度.品牌文化以企业文化为基础,以产品和服务为载体,通过理念、个性、声誉等品牌精神的塑造,最终使得用户对品牌产生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品牌文化的形成受到企业营销手段、社会潮流和消费者的共同影响.本研究为品牌文化的定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品牌研究和营销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An $$O(|E(G)|^2)$$ algorithm for recognizing Pfaffian graphs of a type of bipartite graphs

A graph \(G=(V,E)\) with even number vertices is called Pfaffian if it has a Pfaffian orientation, namely it admits an orientation such that the number of edges of any M-alternating cycle which have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traversal direction is odd for some perfect matching M of the graph G. In this paper, we obtain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Pfaffian graphs in a type of bipartite graphs. Then, we design an \(O(|E(G)|^2)\) algorithm for recognizing Pfaffian graphs in this class and constructs a Pfaffian orientation if the graph is Pfaffian. The results improve and generalize some known results.     

A continu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ximum vertex-weighted clique in hypergraphs

For a simple graph G on n vertices with adjacency matrix A, Motzkin and Strauss established a remark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lique number and the global maximum value of the quadratic programm: \(\textit{max}\{ \mathbf {x}^T A \mathbf {x}\}\) on the standard simplex: \(\{\sum _{i=1}^{n} x_i =1, x_i \ge 0 \}\). In Gibbons et al. (Math Oper Res 122:754–768, 1997), an extension of the Motzkin–Straus formulation was provided for the vertex-weighted clique number of a graph.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continu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ximum vertex-weighted clique problem for vertex-weighted uniform hypergrap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