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理性探微：一个组织的制度分析范式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坚持以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为内核，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主观需要，也有集体和家庭分别作为两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合理性。集体和家庭都体现着长期历史的自然选择，法律的规定只是让原有的非正式制度显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外加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农地制度更易形成有效率的制度结构；集体和家庭在不同时期表征不同的功能，节约不同层次的交易费用，它们均具有较强的适应农地制度变革的能力。深化农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需契合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序，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配合，增强中国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改善全息圆锥准直线及提高准直精度的一种方法

用一张计算全息图可产生锥面波,锥面波衍射图样的中心在空间是连续的,可作为直线基准。本文提出了提高锥面波直线准直精度的一种方法即空间滤波法。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化途径之一,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凝聚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重要形式与展开路径,以其特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行为规范等叙事实践,多维多层次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核。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政治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挖掘其承载的共同性价值,拓展其民族共同体建设途径。     

企业诚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证据

企业诚信不仅是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14—2018年上市公司纳税诚信状况作为企业诚信的衡量指标,考察企业诚信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非诚信企业;企业诚信会通过促进研发创新以及优化内部控制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诚信对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推进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比较视野下东西方社会主义观:体系、起源与生成路径

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东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解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者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政策主张三个层面形成了两种阐释模式。这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双重意蕴紧密相连：“乌托邦主义”分化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表现出同质和异质的二重性,这使它们融合孕育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天然地具有双重基因。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生成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双重基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四重维度在不同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航向。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媒介培育

生态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受自然界影响作出内生性的理念意识塑造,生态意识的培育则是生态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自觉、主动地利用法律、政策、媒介、市场等对人的行为实施强制约束、意识改造、激励引导.生态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自然的懵懂认知和敬畏;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和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审视;生态文明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代表的现代生态意识,开始科学认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辩证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生命共同体理念进行协同保护和全球治理.在生态环境的培育上,媒介要发挥信息传递和知识普及功能,增强生态科学意识;用好宣传教育和思维约束功能,唤醒生态道德意识;借助示范说服和案例引导作用,激发生态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