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中产阶级崛起对政党的影响

政党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政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政党转型是政党对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要求的典型回应,但是,政党转型的结果却可能是政党的衰落。虽然中产阶级参与政治在不同的政党制度下对政党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政党的衰落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的应用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从金融危机中各方对公允价值的争议出发,通过对公允价值的背景、定义、计量方法的回顾及其优劣势的分析,在肯定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 1 92 7年至 1 938年 ,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 ;1 938年至 1 94 7年训政结束后 ,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 ;1 94 7年至 1 94 9年宪政时期 ,受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亚洲服务业:发展与创新——“第四届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综述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各国一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而健康发展的服务业是亚洲经济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保持增长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由浙江树人大学、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于2014年11月7日在浙江树人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围绕"亚洲服务业:发展与创新"主题,在亚洲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战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视域下我国服务业开放问题、亚洲各地服务业行业创新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系统深刻的讨论和交流,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为亚洲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多理论上、实证上与政策上的支撑。     

略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咒语现象

在中国古典戏曲描写中,咒语常出现在唱词和科白里。就形态上看,可分为自咒与他咒两种类型;就内涵上看则涉及爱情生活、巫术攻侵、战事、佛道文化等等方面。对这些咒语事象作民俗文化学角度的考察,探究它们的形式、内涵、源流、变化及其在其它文体文献中的反映,可以见出文学母题学的传承性意义,以及戏曲作品叙事单元模态化的规律。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工夫消解本体——论张九成的《中庸》研究

张九成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通过"工夫消解本体"方式实现了心本论的构建.就"工夫消解本体"来说,它在张九成<中庸>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慎独"、"诚"内心修养工夫的重视,消解了理本体,形成了心本体.张九成与陆九渊建构心本论的方式有明显区别;张九成对<中庸>的研究是秉承儒家的旨意、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它在张九成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     

清朝对蒙藏地区实行的“礼治”政策

礼治",就是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社会的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清朝统治者优礼、尊崇藏传佛教,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藏地区的工具,把对藏传佛教的管理纳入国家礼仪制度,通过"礼治"维护了蒙藏地区的稳定,有效地巩固了清朝政权。     

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基于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行动舞台理论研究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家长式的封闭性舞台,主要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计划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进行,存在压制人的基本需要,不利于人的发展的问题。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是生产者主导时期,个体"行动舞台"开始多样化。这个时期要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存在生产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进入消费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拓宽行动舞台、开发人的需要,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期要处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由于消费者决定生产者,因此存在如何确定消费者合理需要,真正满足个体发展的问题。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