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表达与治理效能转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逻辑，指涉理论内核、制度优势、制度效能转化的实现范式。其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解决民族问题制度化表达的基本原则、法治前提和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形塑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其制度安排下的“善治”，具有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制度优势；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则构成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关键和归宿。     

淮安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分析

基于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与相关影响因素，采用集中指数这一指标测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不平等性。江苏省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较大。糖尿病患者家庭的收入越低，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与发生强度越高，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具有不平等性且低收入家庭更易发生。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为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保护，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     

论佛教实现藏族本土化的十大例证——《答关于前弘期密乘的争论》考释

关于前弘期密乘是否属于佛教正法争论的作品例证不少，如《答关于前弘期密乘的争论》中就涉及到10篇案例，这些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哪些是印度人智造的藏译作品，哪些是藏族人智造的母语作品；二、凡是藏人智造的就是伪作，凡是伪作就是邪法，凡是邪法都不会修成正果；三、旧译密续是否为佛教正法的问题，密宗大圆满是否为佛教正法的问题，九乘学说是否为佛教正法的问题。笔者统览《答关于前弘期密乘的争论》中涉及的十大案例后发现，这十大案例既是一种源自本土的西藏佛教与源自外来的印度佛教在青藏高原高峰对话实例，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佛教实现藏族本土化进程中高峰对话的代表性实例，加强对这十大案例的研究无疑对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及品牌形象差异——基于华为与海尔的比较研究

社会化媒体已成为企业品牌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本文以华为与海尔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选取的26,503,570和3,277,717个微博用户数据进行品牌传播的过程研究，并选取两个典型事件分析信息扩散过程，然后通过高频词云图比较社会化媒体呈现的品牌形象与企业欲塑造的品牌形象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参与华为相关话题讨论的用户数量明显高于海尔，其传播声量亦较高；典型事件分析中，华为的“易烊千玺为nova全球代言人”得到了更多的用户关注，尤其是拥有大量粉丝账号的转发，迅速扩大了传播网络规模，而海尔的“搞笑抽奖活动”则更多的是用户直接转发、参与相关活动，拥有大量粉丝的账号参与较少；在品牌形象呈现方面，海尔的高频词云图中智慧、智能、生活直观展示出其欲塑造的品牌形象，而华为用户参与讨论的内容更为多样，但用户生成内容未能直观展示其欲塑造的品牌形象。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     

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历史机遇、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政府基于国内国际发展趋势做出的战略决策。经济“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西部农业市场培育赋予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和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都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提供了历史机遇。但西部农业市场本身所存在的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和外部拉动力较弱的双重困境却严重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展。在系统分析西部农业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双循环”战略,提出应从四个方面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发展：扩大西部农业市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在东中西部之间合理流动;改革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西部农产品市场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土地-劳动力-金融-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市场间的互动机制。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