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之进程、主题、视角与方法

互联网赋权下,段子文化日趋兴盛,段子文化的研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检索知网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从研究进程看,其经历了兴起与发展两个阶段,2003—2009年是兴起阶段,2010年至今是发展阶段;从研究主题看,其主要包括段子的概念与成因、段子的特点与创作、段子的意义与作用等;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看,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研究最多,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

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于名家名著，因而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理论的支撑。试以翻译家西德尼·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为历史语境，结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对“沙博理”的相关研究，描述学界对外来译家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后续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研究有所裨益。     

浸入式教学背景下的理工科全英文教学探讨

尝试将浸入式教学模式引入到理工科全英文教学中,探讨浸入式教学环境下的高校理工科全英文教学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总结浸入式教学环境中高校教师应遵循的一般方法和规律,配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教导学生掌握理工科专业知识,提升理工科专业所需的实际应用技能。促进理工科全英文课程教学质量,从而培养更多更好的具有英语交流能力,并能实时捕获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理工科专业人才。     

碳金融市场下基于模糊测度和Choquet积分的碳期权估值

基于投资者对投资财富和风险的偏好研究碳期权定价模型。运用λ-可加模糊测度表示投资者对碳期权价值模糊度量的差异性，借助Choquet期望积分构建投资者的期望收益效用函数；根据投资财富效用最大化推导无约束条件下碳期权的最优价；结合现实约束条件，构建投资财富效用最大化下的碳期权定价模型；通过数值计算分析效用函数、模糊参数和现实约束对碳期权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效用函数的选择会体现投资者对碳期权投资风险态度的变化，模糊测度参数的取值能够反映碳期权投资者个体的主观情绪和市场信息获取程度，现实约束会迫使碳期权投资者放弃部分投资隐含价值。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智库、智库产品及智库竞争视角下的智库治理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智库治理。笔者结合智库内外部治理，提出智库治理的结构模型及影响因素。智库治理包括对智库产品、单一智库以及智库竞争的治理，这三类治理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智库治理问题的本源性因素在于智库产品具有政策导向性、不完全性、难以精确衡量性，而条件性因素在于智库产业环境欠佳、智库人力资源缺乏。可以认为，智库治理应当从内外部两方面入手，围绕建立完善的智库产品及智库评价体系，建立完善公正、公开的多元市场竞争与需求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智库及智库从业人员的权利、责任、义务、处罚等事项，而培养智库专业人才则应采取多样性、综合性的治理措施。总之，中国智库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智库本身及智库产业、市场的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为中国的发展蓝图而赋予中国智库的新要求、新任务，真正有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在其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它们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及一致性。梳理这种联系及一致性,既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