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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晴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2):51-62
近20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持久关注。文章主要探讨当前影响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相关因素。在回顾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把从勒庞提出的感染理论一直到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整合成四个取向,即: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行动的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文章主要关注剥夺、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这三个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影响。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剥夺和资源动员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剥夺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而当前政治机会对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无显著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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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与欧文·戈夫曼几乎生活于同一年代,他们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探讨自我、权力和身体,剖析与解构西方的精神病学,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截然二分。福柯与戈夫曼分别论述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全控机构,这两者都是理想类型。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主要通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戈夫曼则通过情境互动论探讨互动秩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福柯善于宏观历史分析,但未给个体留下多少空间,而戈夫曼聚焦于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弥补了结构-历史性视角的缺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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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4):142-153
中国现阶段同性恋者的普遍生存状态是"认同"而不"出柜",即那些对自己的性身份有着良好认同的同性恋者却不愿意向周围的人透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尤其是不愿向父母"出柜"。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和孝道,很多同性恋者生活在真实的异性婚姻里。同性恋者不"出柜"得以可能有两种替代性的选择,一种是步入异性婚姻,另一种则是结成形式婚姻,这两种婚姻形式事实上仍是躲在"橱柜"里的手段与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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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4):101
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已长达近半个世纪,它涉及革命与发展、反叛与镇压、变革与维稳等对立命题,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红”与“绿”的矛盾。印度政府主要采取军事手段遏制纳萨尔运动,不断加大军事财政投入、强化国家安全部队并利用私人武装等。地方政府在反纳萨尔实践中采用的军事组织和策略主要有“灰狗”组织、“和平行动”、“特殊警察”以及伪遭遇战等。军事遏制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暴力。纳萨尔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革命运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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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61-67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他以全控机构(精神病院为原型)作为制度设置探讨了自我的机构化遭遇。自我既是情境的产物,亦是神圣的对象,戈夫曼关于自我之神圣性的阐述构成了全控机构中自我之情境分析的理论基础。个体进入全控机构之后,其自我遭受一系列羞辱历程,它被剥夺一切支持物,并通过清洗和改造过程将个体塑造成符合机构设置需要的客体。全控机构中的道德生涯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观念,使之无法保持完整的自我,面对压制性的环境,个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进行抗争,以谋求自我的生存空间。概而言之,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旨在揭示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并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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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同性爱欲之关系性的话语镶嵌在社会权力等级结构中。民国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同性恋现象,他们处于由西欧病理化的"性科学"话语和传统社会相对温和的同性爱欲话语构成的断裂式阐释链中,因此对同性恋的立场是模糊的。对民国同性恋话语的研究有两种视角,即强调内生性的本土文化观和强调外生性的现代性视角。民国时期尚未产生清晰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者是作为"熟悉而陌生"的他者出现在公共领域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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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4):109-114
同性恋身份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19世纪的发明,“同性恋”这一标签重构了同性爱欲者并使之成为具有共享身份与特性的族群。同性恋的历史书写、话语争夺、性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等要素共同参与了“制造同性恋”的进程。大体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分为历史寻根、经验阐释与族群建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可以区分出年龄-结构化、跨性别、职业化以及平等主义等不同的同性恋类型。现代性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现代同性恋世界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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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00-107
涂尔干的社会学是戈夫曼的重要思想来源,两者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戈夫曼基本上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尽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对戈夫曼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后者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视作一种仪式,这种世俗仪式观主要源自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戈夫曼还通过不同的维度探讨互动系统的道德性,诸如运作共识、自我及其神圣性、无关联性原则以及个体的自我救赎等,这些都表明戈夫曼的社会学充满人文与道德情怀。涂尔干主要探讨规范性的制度秩序,而戈夫曼探讨的是面对面的互动秩序,他们在不同层面回答了"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社会学问题。倘若涂尔干是为社会学学科立法,那么戈夫曼则是为面对面互动领域立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