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试论儒家的“信”何以能“忠”——儒家本体与工夫互涵互释的一个案例

儒家强调“忠”,要求人们能够与人忠、与己忠,但只有通过“信”才是可能的,因为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对别人忠,首先要有信于人,竭尽全力,信实可靠,让人放心,让自己安心.有信于己,才能见信于人,不信则不足以爱人.通达自己,则一定能够忠于天地万物.信在言与行、主与客之间发挥一种统一和联结的作用,它打通本体与工夫、消除物我,因而既成为尽忠的一项修持工夫,又是人之为人所应该守护的根本.忠信统一,合德并称,而可通达天道自然.     

耕读传世家,宗范立善德——以淮安余门家风族规、辈分字谱为个案的儒学考察

古代中国的宗族治理,儒家文化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家风、家训、谱牒、族规的修订普遍受到儒家经典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家由于长期浸润在宗族生活中,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深入人心。江北余氏耕读堂"五常"、"十德"的家风直接来自儒家学说。其新近修订的"族规十二条",共72个字,儒家韵味十足,体现出丰富的仁义底蕴。"余氏耕读堂辈分字谱"更与儒家所追求的精神意旨一脉相承,不仅包含仁义、忠孝、信睦、宽敬等儒家道德工夫论,而且还强调文治武功,家国安泰,涵摄力强,辐射面广,也很有境界。因而在今天可以成为传统文化促进江淮农村底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     

儒服、儒者与殷商宗教生活考论

根据《墨子.公孟》的记载,公孟子穿着儒服,儒味十足,具有一定的儒家背景,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保守、地道的儒,至少他相信并引用过儒者的名言。《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而孔子则回答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长。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章甫是殷商玄冠之名,属于一种用缁布制作的礼冠。如果儒服即是殷服,那么,儒礼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的宋国贵族,上溯三代,也出过鲁国的武士。故孔子既有殷人的血统,也有周人的血统。周初时期,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开始被称为儒。殷人中的祝、宗、卜、史并未随商的灭亡而消失,现实社会的祖先祭祀、土神信仰与上帝崇拜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礼俗专门职业者,所有的郊祀、祖祀、社祀都必须依靠他们而进行。殷周时代的宗教生活催生出了儒者阶层。     

宽之为德——儒家恕道工夫之一种

宽德是儒家爱人、行恕的必然要求。君子为人处事,应当宽以待人,容得下异端,并还能够正视异端的意见。中道精神也为宽德的形成保留了空间。态度宽容,则会赢得别人的爱戴和拥护。居处尊位应当爱人如己,始终把宽厚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但对待横逆之徒,也不能放纵,而远离儒家之恕的原则性。天道博大、宽广,值得人类取法。地德深厚广大,承载万物,无选择性、无差异性地供养土力。人道之中,原谅别人、理解别人、同情别人则构成宽德。宽的工夫在内,而不在外。人要善于忽略不计,必须"大其心"、积气、养气。但儒家行宽,有根有据,绝不姑息不仁不义、乱仁乱义的人与事。     

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泰伯三让”何以“无得而称”?——儒家之让的德性自觉与工夫落实

《论语》和《史记》都记载,周太子泰伯“三让”王位,避迁吴地.让了大位,却又能叫别人无法用任何好听的称誉来赞赏,实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品格.儒家入世、有为,其处人处事并不消极、退避,但却主张谦让、礼让.“让”的含义是辞让、谦让、恭让.行让的过程,始终受个体清楚明晰的德性意识所支撑.让是一切德行的客观基础.君子的所有嘉言善行都可以集中呈现为让德.让之为德也构成了儒家之礼的重要内容.让德还可生动体现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中.人际交往中,让德能够自觉地把自己设定在低处,而抬高别人.践行让德的关键就在于压制住内心中那些不符合礼乐规范的性情.违背让德的最为直接的一个祸害就是言语争辩.用道义、礼法束缚内心之中的血气性情,构成了行让工夫的落脚点.     

天：王之为王的可能与根据——董仲舒对王者之名的哲学诠解

董仲舒在天与王的先验关系中,建构出国主人君之位的基本性质和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天的绝对权威和无上尊严的确认,确立起人君国主的德性标准和行为规则。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出“皇帝”即“天子”,是董仲舒的发明。王,既作为类群性质的人的社会核心性因素而存在,而且也已被置入到“天——地——人”的三重结构之中。为君作王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天、地、人三者有机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彼此融合的宇宙整体。王者应该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对天道的效法和绝对遵循。     

叔本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叔本华从意志本体角度对康德哲学所采取的批判历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实际上，通过叔本华的批判去认识康德，我们会获得更为清晰、更为本质的理解。作为基础性研究，本文从忠实原著、准确理解的角度出发，以述为主，辅之以评，力求对叔本华的批判作出客观、公正的介绍与评判。同时，本文还试图将叔本华与后现代主义诸思想家相沟通，从而凸显出叔本华哲学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以克服人们长期以来对叔本华的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