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论董仲舒的“三统”说

新王必建正朔。正月开始于寅月、丑月、子月,其阴阳之气的位次不同,日月行迹也不同,君王之法统当然也要有所区分。夏、商、周三代遵循天命而根据黑、自、赤三统分别以寅、丑、子为正。董仲舒把三统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汉德从夏、取法《春秋》而重建薪王道统奠定理论基础,尽管最终并没有对武帝太初改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通过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经学权威的形式规劝乃至制约了那些为所欲为的集权者。     

《论语》中的仁之为道

孔子整个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仁＂。仁是孔门儒学中至高无上的道。道、仁一体不二,道即是仁,仁即是道,而非仁外有道,道外有仁。但仁的内在性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主体自身的感性欲望与生理满足,而是一种同时融入了知与情、理与义、礼与道、体与用的最高德性,甚至还是具有一定超越性、绝对性、必然性与命令性的人性情感,因此而更符合人之为人的群体特征与社会性要求。但仁又是一种很难企及的德性境界,是一种近于神秘的、具有强烈终极感与归宿感的宗教体验。一人之仁难以达到,＂天下归仁＂局面的实现更显得渺茫。仁只不过是儒家所大力倡导与鼓呼的乌托邦,它在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实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它也正因此而成为激励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     

董仲舒的养身理念及性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治身观念来源于上古方术及黄老思想 ,是对经典儒学养身思想的有效补充。在董仲舒看来 ,人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循天之道、法天所为 ,才能找到治身的根本路径。董仲舒从阴阳的理论高度 ,肯定了性生活的正当性 ,同时又强调治身当以积精为宝、凡养身者莫精于气 ,人生寿命是天对人所作所为的酬付与回报。     

“能近取譬”何以成为“仁之方”?——以《雍也》己立己达与立人达人的工夫实践为中心

《论语·雍也》中,“能近取譬”已经被上升到“仁之方”的高度,切近自心而类推别人、他物.因而求仁的路向只在于首先己立、己达,从自己的心情志意出发,努力理解别人、体贴别人,进而立人、达人.“推其所为”,由己及人、将心比心地为别人考虑,帮助别人安身立命,也是古今圣王治国理政的惟一法宝.推扩的根据与本源力量则在于己,立己、达己,自觉自为.朱熹强调“以己”与“推己”不可等同,但又相与为用.工夫不同,推己的对象或道德的受众也有所不同.惟有圣人才能够将自己的仁心不期而然地推扩到万事万物的身上.推,只有借助于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情与理,才有可能完成.物物相感、天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世界尽管繁复莫测,但毕竟可以一类呼应一类,一类感通一类.     

新中国六十年与重塑民族魂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时代主题是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土地、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的制度层面上造就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新社会.第二个30年的历史任务则是富国富民,现代化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市场被全面引进了我们的公私生活.但随着改革推向纵深,潜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负面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而这类问题内在地决定着下一个30年中国的发展路向.破解中国如何向世界贡献核心价值的难题,重建文化文明,整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儒家文化三大统绪将成为未来中国人不容推卸的伟大使命.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与再度复兴需要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核心价值,即自己的动员力量.尽管步履维艰,但60年的探索与积累恰又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信心.     

沈璟传奇的喜剧手法

沈璟传奇富有喜剧效果,这种效果,在其创作的前后期表现有所不同,前期的喜剧效果人工痕迹较为明显,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逐渐趋于自然。     

阴阳五行学说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中西体验本体世界方式的差别

传统西方哲学体验世界本体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试图从复杂的存在世界中发现统一的本质,认为"不在场"是不真实的,导致了本体与现象的分离和对立.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了怀疑、反思甚至作出了最彻底的解构.后现代哲学的不在场理论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是相通融的.阴阳互为依托、互为渊源,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互为根据.阴阳五行之间具有本体论上的平等和同样的真实性,不存在谁对谁的占有和主宰,从而克服了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在场对不在场的超越.阴阳五行"终始转移"、往复循环,构成一幅无底的世界图景,形成独特风格的本体世界体验方式.     

“能近取譬”何以成为“仁之方”？

《论语·雍也》中,“能近取譬”已经被上升到“仁之方”的高度,切近自心而类推别人、他物。因而求仁的路向只在于首先己立、己达,从自己的心情志意出发,努力理解别人、体贴别人,进而立人、达人。“推其所为”,由己及人、将心比心地为别人考虑,帮助别人安身立命,也是古今圣王治国理政的惟一法宝。推扩的根据与本源力量则在于己,立己、达己,自觉自为。朱熹强调“以己”与“推己”不可等同,但又相与为用。工夫不同,推己的对象或道德的受众也有所不同。惟有圣人才能够将自己的仁心不期而然地推扩到万事万物的身上。推,只有借助于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情与理,才有可能完成。物物相感、天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世界尽管繁复莫测,但毕竟可以一类呼应一类,一类感通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