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意志”的本体论阐释

叔本华是第一个对“意志”作出本体论阐释的哲学家。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意志是“自我”现象的最后本质,它与“我”甚至与我的身体是同一的。意志是表象世界的根据,却又超越于时、空和因果性,存在于“根据律”之外。意志是第一性的,认识是派生的,意志永远高于理性,人只在意志自由的境地里,才能理解、达到意志。而这与东方思想中的梵、佛教精神又是相通融的。意志在自身——客体化——客体化的否定过程中实现着自己,完成对存在世界的决定和推动。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西哲学对话

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现实 ,也是今后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础。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所形成的超级话语霸权对中国哲学来说几近于一次清洗 ,但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必然组成部分 ,未必是一件坏事 ,甚至还构成中国哲学再生的必须条件。西方哲学的理性分析气质、批判创新精神、宗教坚执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都应该成为重构未来中国哲学的可用资源。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对话创造了理论契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对话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当哲学比较与互动走出认识论而进入存在论的时候 ,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才是现实的     

"仁"字之起源与初义

甲骨文中尚无"仁"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出现"仁"字.在郭店楚简中,仁的含义已经相当丰富.在<尚书>、<诗经>、<周礼>等汉代以前文献中,仁的含义主要涉及王者为人的品格与德性,爱人、亲人,并能够推之于物.与具体的人事相联系,仁或指一种能够见之于外的美善行为,或指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良好意识.爱人、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是孔子之仁的最基本规定,是儒之为儒的本质所在,也构成了儒家之仁的底线要求.把"爱人"置于仁的核心,也能够充分彰显出儒家伦理人性化、生命化和他者性的基本倾向与主体气质.     

关于叔本华“意志自由”的评析与批判

自由的问题之所以牵动着自古以来许许多多哲学家的心魂,就是因为它是同人的本质相关联的。什么是自由,自由的内容是什么,获得自由如何可能,一句话,哲学史上关于自由问题的争论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归结到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上来,叔本华的意志自由学说也是如此。在叔本华,意志自由只寓于存在之中,而决不在作为“表象”的人的行动之中,人只有通过“生命意志的否定”才能达到那种绝对自由的“无”的境界,而这全部过程都是建立在人的本质理论基础之上的。“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①。基于叔本华的意志对世界的推动理论,叔本华以为在…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未来形态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有的论者考察了近代欧洲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论者还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确认这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持不同见解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中国学脉渊承”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上述观点在立论根据上有重大失误：①曲解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原意；②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