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构建--从处理群体性事件说起

群体性事件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应重视通过权利的救济来解决。法治、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公民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和救济,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是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在宽容、平等的条件下,坚持人权保障的理念,用法治的标准来救济缺失的权利,和谐社会的建构才有基本保证。     

软权力研究的角度及中国特色探讨

软权力研究和国民(民族)凝聚力研究都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把软权力和民族凝聚力相联系展开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中国学者的软权力研究既要有纵观全局的国际眼光,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塑造软权力研究的中国特色。     

大学生伦理行为模式与意识调控综述简

大学生伦理行为模式就是大学生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需要把握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行为依据。笔者把大学生伦理行为模式归结为十三种可调控的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纪律意识、自由意识、尊重权威意识、独立思考意识、权力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人文意识、科学意识、传承意识、创新意识。大学生可以通过调控十三种意识形成理想的伦理行为模式。     

罗隆基与人权论战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阐发其人权理论,用以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梳理并考量罗隆基在“人权论战”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罗隆基人权理论的政治趋向。他的人权理论,不仅是反对国民党“党治”的一种手段,也是为中国寻找政治出路的一种探索。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

国有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就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即所有者委托经营者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链中的各个环节,找出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存在多级契约安排而引起的多层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探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及措施。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再论“数字人权”的解构与追问

“数字人权”论争至今,正题与反题的交锋依次聚焦第四代人权、人权的道德基础、人权性质三个争议点。从逻辑顺序来说,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首先要看基于人的本原属性能否推导得出,否则无所谓第几代人权或人权新特征的问题。在人权本原看来,“数字人性”不是人之本性,倘若把“数字人性”视为人权的人性根基,则会导致主体虚化、形态变异、义务扩张的伦理危机。就人权结构而言,“数字人权”的价值证立欠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政治决断与学术论证的脱离会导致科学性存疑,对“三元结构”的突破不利于规范体系的稳定性。“数字人权”话语表达的逻辑、理论和知识生产存在着不自洽、不自信、不自主的缺陷,即因果倒置、路径依赖和重复生产。因此,对于数字科技与人权的复杂性关系,仍需从人权本原、人权结构、人权话语等多元视角继续追问。     

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使用差异的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两个本族语者语料库和学习者语料库选取四个含有“降低”含义的英语同义词,对其语义韵进行考察和比较,进而发现本族语者和学习者对这些词使用情况的差异。结果表明,许多情况下,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跟本族语者相似的词类搭配,但二者在语义韵特征方面体现出较大的使用差异。可以推断,中国学习者没有掌握这些词确切的、深层的含义,因而没能够学习和使用到真实、地道的英语。语义韵现象应该引起英语教育者重视。     

提升城市软实力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邯郸市为例

首先简述软实力内涵,并以邯郸为例,阐述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意义,然后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提升城市软实力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培育特色文化、转变旅游服务方式、加强人文精神建设、打造城市品牌和科学测评城市软实力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国家义务在人权既对抗又合作的博弈中,不断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水平。国家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国家应适时把人权形态之间的权利进行转化。从国家义务主体与人权主体模型构造来看,典型说明了公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而揭示了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对人权影响的两面性。     

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从内在角色、外在视角,内在公民、外在权利,内在风险、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