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红楼梦》列藏本的六个问题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是迄今为止在国外发现的唯一抄本,它是1832年流传到俄国,于1962年被发现的,经过原苏联汉学家··缅希科夫和··里弗京的撰文介绍,便立即引起国内外红学界的重视。1984年,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位红学名家应邀赴苏考察这个抄本后,便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据我所知,这个抄本迄今仍未在国内点校出版,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我是搞《红楼梦》文本的小说学研究的,我在对这个抄本的阅读比较中发现,它有着与其它抄本不同的、值得重视的自身特色,应该象庚辰本、程甲本那样,得到普及流传。所以,当出版社…     

试论对象性的存在与对感性世界的正确把握

感性以及感性世界,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感性以及感性世界,但总是把感性及感性世界当作“中介”,即通过感性及感性世界来联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抽象、人与自然和社会,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对象性的存在。整个世界自从确立了对象性的存在,就不再是抽象的自然界了,而成为了现实的、包含有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的自然界,是真正的自然界。这个对象性的存在,才真正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认为感性世界是全部哲学的基础,而只是说感性的对象性世界,即我们感觉以外的对象性世界是惟一客观现实的世界。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旅游景区宣传语现状之审视——基于佛山景区的调查

旅游景区宣传语创意性强,属文化旅游内容,对景区营销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佛山景区的调查,本文发现游客对景区宣传语评价不高、景区宣传语缺失、宣传语缺乏特色与感染力、宣传途径太少等问题.因此,景区必须搞好内涵建设,重视宣传语的创作,推敲宣传语的内容及形式,讲究宣传语标示物的置设,选择宣传语传播的渠道,注意双语甚至多语宣传等.     

龙年岁首忆常师

龙年岁首,按照历年习惯,给著名历史学家常金仓先生通一个电话。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龙年到来前的一个多月,六十三岁的常先生竟已默默地走了。一时,说不出内心复杂的心情。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在中国史学界,常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然不少人并未真正见过这位在茫茫人海中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大学者。正是常先生的博大,才使我真正认清了自己的渺小,仅凭这一点,常先生永远是我可亲可敬的恩师。     

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论蒙文通上古民族文化理论建构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逐步建立新的民族、文化理论,理论基础渐趋科学和理性。然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民族学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全面深入,蒙氏建构新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和质疑。由于对古史材料缺乏严格考察,加之蒙氏对新史学家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未予以关注和重视,其所建立的民族、文化理论在学理上的疑难越来越明显。对蒙氏三代民族文化理论重新审视,有益于中国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