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世纪蒙古史家对北元汗系的篡改

17世纪蒙古史家以忽必烈系 ,特别是以元惠宗后代为正统 ,否认非忽必烈系后裔窝阔台系或阿里不哥后裔曾几度登上汗位的事实。为此他们不惜对北元蒙古汗系任意篡改 ,对非忽必烈系后裔或者索性不提其家族 ,或者把他们统称为忽必烈后裔。 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这种曲笔 ,反映了蒙古史家的忽必烈系正统观。     

“大欢止稚子”——读陶渊明诗《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首题名《责子》的五言诗,是陶渊明以儿子们为内容的一首诗歌。名为责子,实乃以子为戏,借子开心、取乐。正如诗人在《止酒》诗中自言:“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可见,诗人归隐田园后,最大的欢乐就寄托在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身上。     

民族社会的文化生态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其有机构成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民族语言则表现为这种文化生态的平衡媒介。文化生态是一种各个要素在其中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表现在人们表象中的意念模式。文化生态本身已经具备了完善的自我调解的能力,从而保证了民族社会的良性运转,确定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功能体系中的位置。发达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总的价值与不发达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总的价值,在保持社会良性运转方面,是完全相等的。发达的民族社会文化,已经拥有了相应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物理学的量子理论、相对论、原子与粒子物理学,生物学的基因学说,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等,一方面使人类的视野大大扩展,大规模地发展了生产力,积累了空前的财富;另一方面,人的自由     

社会学在东亚合作对抗“帝国”式全球化中的角色

一 全球化和新帝国的形成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中经受着冲击，并且由此我们已被拖入我们从未经验过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强大磁场中。     

西土默特人历史上使用蒙古语方言特点之考略

土默特部是蒙古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落,拥有蒙古族优秀的、独特的语言文化.按照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语方言划分,将在西土默特地区一直流传到20世纪初的蒙古语可视做内蒙古方言中土语的一支.西土默特人与东土默特人原本是同一部族,但现今东土默特人所使用的语言在特征上与原来的部族语言已大相径庭.因此,只有西土默特土语才能够代表土默特部固有的方言特点.从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看,西土默特土语在短元音的种类、元音和谐律的强松度及词法等方面与其毗邻的鄂尔多斯、察哈尔及喀尔喀等方言土语比较接近,又不失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研究,考证和还原西土默特土语的原来状貌,对该地区民族文化认知的提升和民族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探究

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未来,我国应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坚持以人为本城市建设理念下,科学规划城市布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环境保护机制、大力开展生态教育,充分保护生态环境,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今天,人们往往侧重于两者中的某一方面,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中,固然有不同侧重,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无论两者中的那一面,却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过有时,也因为种种原因产生了把两者等同的错误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到两者间联系的同时,也要区分一下两者的不同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认识有更深的了解。     

人类学视野中的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访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教授

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在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即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缺失与研究单位弹性的缺乏。如何科学地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纳日碧力戈教授建议:第一,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加强平等的生命体之间的对话;第二,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有’而能‘超越’"的思想处理生命体之间的平等性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第三,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通过领会语言人类学中"符号"和"指号"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四,借鉴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的"model for"和"model of"的观点确立少数民族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思维形式及其辩证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以思维为先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维类型及其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具体化、理论化和民族化三个层面.在具体化过程中主要运用分析综合、演绎推理思维;在理论化过程中主要运用比较归纳、抽象概括思维;在民族化过程中主要运用反思扬弃、融合创新思维.在运用这些逻辑思维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理解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事物的对立统一性、量变质变性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性质.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明智的做法是以辩证思维为指导进行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