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疗保险制度的弊端及改革思路

我国现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创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公费医疗制度。主要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革命伤残军人和大学生，经费来自各级财政拨款，可归属“政府保险”类型；二是劳保医疗制度。主要对象为国有企业职工，部分集体企业参照执行，职工供养的家属享受“半公费”待遇，经费由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福利费中列支，属“企业保险”类型。1994年以后，企业逐步实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简称“大病统筹”)类型。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是指其本体论的转变,即从"变易本体论"转为"超越本体论"。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而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的外在超越;最终建构一个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性的外在超越者。     

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孟子的超越观念并非"内在超越",而是继承了孔子"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天"。这根源于孟子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关怀所引出的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由此导出"规训权力"的根本宗旨。这在逻辑上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规训者的确立,他必须具有对于权力的价值优越性,于是孟子树立了拥有"天爵"的"天吏"即"王者师"形象,而这又需满足以下第二、第三两个条件;第二是规训者的先天资质,即必须具有与权力者同等的天然禀赋,于是孟子创立了"天民"心性论(这是诱发后儒内在超越转向的根由),在人性层面上破除社会等级观念;第三是规训者的后天资质,即必须是同类中的优异者,以保证其规训资格,于是孟子建构了"劳心劳力"论与"先觉后觉"论及境界功夫论。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的支撑条件,则是必须坚持超越之"天"的外在性与神圣性。但上述这一切却与孟子的君臣伦理和臣属意识相矛盾,使其"得志行道"的理想沦为幻象。     

锡克人的婚姻习俗

从锡克教创始人古鲁那纳克 (GuruNanak)① 一直到第 10位古鲁戈宾德·辛格 (GobindSingh),锡克人建立了本民族完整的宗教体系和文化风俗。锡克人婚姻仪式的创立锡克人婚姻仪式的创立要追溯到锡克教的第 3位古鲁阿马尔达斯(Amardas)时期。当时,在古鲁的信徒中有个叫兰达瓦 (Randhawa)的人,他的女儿要出嫁,而村子里的教士② 却拒绝为他的女儿主持婚礼,理由是兰达瓦和他的家庭成员都皈依了锡克教。于是兰达瓦向古鲁阿马尔达斯求助,古鲁阿马尔达斯便让拉姆达斯 (Ramadas)按照锡克教的仪式为兰达瓦的女儿主持了婚礼。正是因为这个事件,后来第 …     

违反经济合同责任刍议

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经济合同制是管理经济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手段,违反经济合同要承担经济的或法律的责任,这是经济合同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来,我们在推广合同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实践中,对违反经济合同责任的认识上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图就此谈一点粗浅认识。一、追究违反经济合同责任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随着对企业的放权,企业之间的供、产、销等经济联系,主要不是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而是     

教材建设在高校教学中的作用

<正> 教材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传授知识、训练能力和发展智力的主要工具,它既是教学工作的成果,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的一种标志。因此,教材建设在高校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学校教学管理中     

《唐诗纪事》记乔侃生平失误

在初唐诗坛革新者的行伍中,“三乔”(乔知之、乔侃、乔备)兄弟,也是一支劲旅。他们的诗作清新动人,别具特色。因而史称乔氏兄弟“并以文词知名”,特别是乔知之“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旧唐书》一百九十)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记乔侃生平云: “侃,武后时学士,预修《三教珠英》,知之弟也。开元初为兖州都督,长安中卒于襄阳。以文词     

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

一、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论东方社会 自从19世纪欧洲的思想家真正把他们关心的对象转向亚洲以来,人们一直把停滞和专制主义作为亚洲的特征。他们用亚细亚式的(东方式的)停滞、亚细亚式的(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等术语表达这种观点。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认为世界史的行程从东向西发展,并把世界史的发展阶段分为东亚、希腊、罗马以及日尔曼这四个阶段。按照这一划分,亚洲位于世界史的开端,     

东北老工业基地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诱因特点及处置

近年来,东北地区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此类事件如不妥善处置,必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研究其诱因、特点和处置,对维护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