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社会建设体系下的乡村治理,从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探讨的重点命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以来,紧紧围绕"乡村社会发展、公共治理、农业经济、农业史"等主题,推出主打栏目。2015年第3期,学报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适时推出"乡村治理"研究专栏,以回应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社会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何解决好改革中的问题和挑战,建立一个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省际差异研究——基于泰尔指数的考察

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福利公平的关注上,也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上.财政收入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改变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严重不均衡状况.因此,大力加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保障机制,全力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打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实现全民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乃是当务之急.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家族传统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结构探讨——基于皖西X村“村村通”工程的个案

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的互动。作为理性的个体行动者,决策互动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措施试图影响决策,并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对皖西X村"村村通"工程的考察,分析了家族传统框架下的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结构。在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决策分析的同时,梳理当前家族传统下村庄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利益互动者的行为结构,通过分析当前公共事务决策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和原因,本文认为,培育内生型的公共产品不失为弥补"行政嵌入型"公共产品不足的创新对策。     

政社关系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工具研究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野对中国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原则上做出建设性的原则探讨,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服从社会公共价值观,在转型期的中国更是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     

广西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研究——基于SWOT分析

广西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有区位优势与战略优势,也面临着西部大开发、解决"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机遇,但同时存在城镇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对环保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等劣势,面临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打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引发社会问题、产业转移等带来的威胁。对此,广西应发挥区位和战略优势,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强工业与城市反哺农业,加大"三农"政策扶持力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完善环保立法,提高民众环保参与力度;协调城乡发展,扩大环保支出力度,实现城乡环保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