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界域

“当代文学研究”既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 ,又不完全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活动 ,这种两不着边的处境表明它作为学科的不成熟 ,这种不成熟源于它从“新文学”分离时是以意识形态而不是以学理为依据的。“当代文学”学科在词义和内涵上都名实难副。本文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的“当下”性质及其学科特征的即时性、动态性 ,主张为它设定一个切近真正“当代”的上限 ,同时把已成为历史的“十七年”文学等都归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 ,使“当代文学研究”名副其实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追寻现代诗意——戴望舒论

屈指算来,从1929年戴望舒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至今,已过了六十一个春秋,而诗人辞世也整整四十年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记,戴望舒的诗作既激起过无数赞誉与模仿,也引来过若干的挑剔与争执,还经历了一段被遗忘的寂寞。对这样的命运,诗人自己仿佛早有准备,他一生中最后的两行诗就象一种意味深长的预言: “它们只是象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象花一样重开。” 今天,那些过份的颂扬与指责皆同归静寂,诗人留下的艺术遗产又鲜花重放,透过历史的层层屏障、透过是非毁誉的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新时代家风

随着社会的变迁,新时代家风的建设面临很大的困境,在如今国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由于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家风建设又重新受到了重视。新时代的家风建设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风建设的过程中也能逐步的深入民众,因此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域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路径选择。     

槛外言画

文学似乎人人都可以张口一谈．而绘画除了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却很少有人关注,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绘画更倚重于技法,传达情感的方式也更间接．因此绘画好像也就成了一种行内垄断的东西．行外的普通人不敢随便问津。外行可以跟着学术大腕或演艺明星去对余秋雨的散文高谈阔论．对张艺谋的电影指手画脚．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发点议论,但却不敢或者没有兴趣对某某画家的作品开口。难怪当年“码字师傅”王朔信口评了几句国画．批评了一下齐白石．就令业内人士颇为不悦。     

理性批判精神的承担——闻一多诗歌“死水”、“静夜”意象阐释

“死水”和“静夜”是闻一多《死水》诗集营造的核心意象 ,它隐喻了现实和文化环境中的阴暗 ,表现了诗人直面丑恶和否定传统的人生情趣与美学情趣的心态 ,这种与《红烛》不同的情怀和心态 ,实际上也孕育着闻一多后来全面反思传统文化 ,并进而对它进行尖锐的理性剖析的契机 ,由此使他的《死水》诗集成为五四以来启蒙主义传统的诗性赓续。     

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

与受校园文化影响的 2 0年代文学和走向乡村的 4 0年代文学相比 ,30年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在 2 0年代的文化中心北京 ,新文学的主要干将多以大学校园为依凭来从事文学活动 ,校园作为作家与社会的中介 ,使本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和商业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而文学中心移向上海之后 ,更多的作家开始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 ,文学与政治和商业的关系日趋密切 ,租界、商业运作机制以及开放口岸的文化环境对促成这种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这场迁移既使北平远离了中心的热闹 ,也为当地的校园文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宽裕的生存和文化空间 ,这是他们构筑静穆悠远的审美世界的前提     

文体变革与文学的转型

自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改良”,至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文体变革有着某种首当其冲的意义,文体变革的动因固然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遽变,但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要落实为具体的文体变革,而文学的整体转型也须在文体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胡适在论及文体变革的     

卞之琳北平时期诗歌的复杂色调

人们往往强调卞之琳1935年以后创作的复杂色彩,并将它们与其北平时期创作区别开来.但实际上,卞之琳诗歌的复杂色调和表达特征,都是在他北平时期的创作中开始呈现的.他对北平的感受一开始就带着复杂意味,对北平所代表的双重文化价值的“凭吊”是他寄托苦闷的方式.而在这种凭吊中,他一方面对北平市民生活的慵懒、麻木、缺乏危机感的生存状态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流连于北平的古韵及其市民悠然闲适的趣味中,这种情感反应的复杂性和由此产生的借物抒情的表达策略,使他的诗歌逐渐发展出一套传达感受的方式.这让他批判声音的传达显得更为委婉和隐蔽,也为他后一阶段创作那种更复杂的表达策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