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

李存山先生最近在批评笔者的文章中,为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三纲”观念辩护,即把“三纲”理解为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尽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认为它代表绝对的等级划分,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本文在回应中说明“李文”对董仲舒、《白虎通》及汉儒存在误解,认为“三纲”思想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为了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进行的新创;汉儒在强调谏诤方面与先秦儒学无别,其“三纲”思想不能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将“三纲”归因于汉儒,以为可以撇清一些历史问题,其实是撇不清的.     

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

学者们常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把儒家看作中国文化特征的主要塑造者,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模式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盛不衰,与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形成的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文章以礼为例来说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模式或心理结构,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礼比法在社会整合方面更有效,也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土壤。由于这一文化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里,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礼治仍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又进一步说明儒学的复兴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     

“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以来 ,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 ,“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 ,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化”了。文章认为 ,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 ,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不仅如此 ,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 ,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 ,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什么是真正的主体性——与“实践唯物主义”说论辩

什么是主体和主体性?应当如何从哲学高度来认识它?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沿着德国古典哲学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线索,来展示主体及主体性概念在两方哲学史上的真正含义,然后,阐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论所理解的主体性思想在理论上的偏颇。     

文化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出路

文化研究“热”在中国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且不说本世纪初即有不少国内学者大力提倡文化研究,单单是近几年来国内的文化研究就几乎“热”到了令人发昏的地步。然而,研究得“热”不等于研究得“深”,国内的文化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中国式的“文化学”,没有自己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关于文化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文化的本质、目的、任务、核心、研究方法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归根结蒂一句话,没有把文化研究上升到文化学研究的高度。正因为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化学理论体系,我们的文化研究往往流于随感式的空谈,各人都从自己的一孔之见出发来谈文化,找不到相互交锋的共同理论支点,结果导致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     

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绝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一　　 2 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 2 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 ,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 ,那就是 :今天 ,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 ,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 ,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正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