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商品经济理论探析

建国初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思想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共产风"行为,提出了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限制商品经济的消极方面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理论铺垫。     

理想的破碎与重建——张猛导演的电影艺术世界及文化范式

在国内主流电影大潮中,新锐导演张猛始终将"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创作的精神内核,连续拍出多部颇具人文情怀和反思意识的影片。其"东北三部曲"(《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胜利》)和《一切都好》,均体现出导演共通的颇具艺术个性和创新追求的电影世界,也表征出令人深思、给人启示的文化范式:普通人被边缘化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东方文化含而不露的"载意之像"的调度与时代变革造就的个体生命创伤的体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修辞批评的复萌

由于与主流文学观念不协调,文学批评的修辞论视角在20世纪很长时间里几乎被中国批评家遗忘。80年代文学修辞批评的复萌,经过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它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文学修辞批评在80年代的再度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十几年时间里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平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主要也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及文学观念通过社团传播这一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社团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19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生态学转向及其本土化特征

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了生态学转向。现实世界发生的生态危机及来自西方的与生态批评有关的理论是促成这一转向的最为直接的动因,国内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则为从生态角度思考文学问题提供了可能。在构建中国的生态文艺学理论体系时,国内学者不仅有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借鉴,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的继承。作为国内较早涉足该领域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鲁枢元教授1990年代的生态文艺学研究对认识当年国内的生态学转向的具体过程及其本土化特征具有标本意义。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     

存在主义电影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剧

存在主义电影泛指主题或具体议题指涉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或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物象形态等能引起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剧(也称"处境剧"、"境遇剧"等)是身兼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让-保罗·萨特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既可作为哲学论述图释性的例证,亦可作为检验哲学命题的批判性工具。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