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夏尔巴人的氏族及其功能

夏尔巴人都承认是从西藏迁移来的,但在什么情况下及何时迁入却说不清楚。但却传颂着许多随后而来的各派喇嘛奇迹般的事例,可几乎没有夏尔巴人移入昆布、索卢地区以及建立现在村庄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尤为奇怪的是虽然如此,不少夏尔巴人却不     

西方民族学概论

名词含义的区分民族学(Vlkerkunde)本来的含义是研究所谓“原始民族”、部落文化、没有文字的民族或者没有工业的民族。今天则不同,民族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同于Ethnologie(民族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等同于 Ethnographie(民族志)并包括民俗学(Volkskunde)。民族志学是侧重描写的民族学,其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某一个民族地区、部落地区或者局部地区的物质或精神文化财富。在英语地区则使用     

文化的多元性与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每个民族又应保在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丧失文化传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民族教育中正确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要做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教育的现代化。文章结合两个藏汉双语教学的典型实践,从文化的多元性角度,引发了对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问题的思考。     

Google与Sun联手对抗微软

有朝一日,Google-Sun联盟将击破微软公司对个人电脑业的控制。这是微软公司许多敌人日夜期盼的良机。2005年10月4日,微软公司当前的劲敌、也许迄今为止最危险的敌手Google公司,同去年还是它凶猛对手的太阳微系统公司走到了一起。两家公司尽管预期很高,但还是同意只进行适度的软件捆绑交易,太阳公司打算向其客户提供Google的某些技术。     

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制度与文化景观:以加拿大的泰加林为例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原住/传统民族利用土地及资源的文化实践存在关联。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如何与景观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以有助于生态系统持续更新的方式塑造景观。本文考察了传统知识和传统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意义。我们首先介绍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传统生态实践:自然演替管理,尤其是利用火而实施的自然演替管理。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加拿大北部地区的泰加林生态系统中原住居民——主要是安大略西北部的奥吉布瓦人——利用火进行自然演替管理的例子。他们的传统实践与文化景观,促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生物多样性,并提供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机制的范例。向传统管理制度学习,这对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非常重要;这些目标能帮助当地人获得可持续的谋生手段。在保护传统价值和支撑当地人维生需要的诸多景观中,文化景观这种透镜,为理解何以在可持续的森林管理中多重目标(木材生产、非木材林产品、保护区和旅游)最为重要,提供了一种机制。使用更为宽泛、包容更广的保护定义和设定多重性、综合性的目标,有助于协调当地人维生需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升官在于活动”感言

有几个昔日的同仁,近年仕途得意,官运享通,从小小的办事员分别升至科局级和县处级干部。一日遇,问其升官之道,其中一君笑曰:“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嘛,不勤于向上‘活动’,哪能提拔重用!”这一升官“活动”新说,令笔者惊诧不已,半响无言。 时下,“升官在于活动”的观念,确在一部分基层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头脑中占有市场,有些同志为了升官,不是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以其优异的成绩接受党和人民的评价和选拔,而是倾注很大的精力搞上层“活动”,想方设法通“路子”找“关系”、寻“后台”,搞“感情投资”。一些领导同志经不住部属频频的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城市可持续性与治理：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课题

从生态学到可持续发展尽管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那时工业社会开始意识到污染和过度开采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则很短。像18世纪的经济问题和19世纪的社会问题（它们都是当时的重大紧迫问题）一样,生态问题在20世纪走到了前台,它是为了回应威胁、危机与不断强化的意识（即人类是其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