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内涵、路径与启示

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实话题,也是谋划民政工作发展的重大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建构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路径.科学选择和正确把握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探索职代会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职代会民主评议干部的制度在实践中确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完善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各级党政班子的综合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风。     

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但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外投资、银行存款与贷款余额五方面均存在差别。加上东部各省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外资利用情况,各省市经济的发展呈现较大差异。实证检验证明：东部地区资本流动省际差异巨大,从银行存贷资金来看,东部地区均是资金流出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的经济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财政收支和FDI对经济影响的差异;人均存贷差对东部整体影响的不显著,说明了东部地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无效率,但人均存贷差对东部三个区域却存在不同影响。     

涂尔干的现代性社会：主体建构与社会团结

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涂尔干着眼于工业社会中的失范状态,希望为法国的社会团结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从现代性社会的失范问题入手,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整合问题,由此探讨社会（或结构）和个体（或行动者）的相互关系应该如何,才能既实现其社会学概念化,又使其中的两个方面都能够有根据地强调这一问题,并以此为目标试图建构一种社会与个人的新型相互关系。     

企业家当有“家”观念

企业家与老板的观念差异就是对家的理解上,优秀的企业家在企业里构建“家”,老板在企业里当“家长”。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当市场风云突变之时,也是靠“家长式”管理。     

广场舞的演变历史与城市大众文化属性分析

作为一种大规模的集体性舞蹈,广场舞成为越来越多中老年人喜好的娱乐健身方式.广场舞和以往的集体性舞蹈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与中国集体文化存在何种关联?本文通过对中国集体性舞蹈的历史性分析,探析集体性舞蹈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早期的集体舞从作为神圣的宗教祭祀转向世俗化的宫廷文化,成为人类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改革开放后,迪斯科的传入使人们的个性化表达需求逐渐苏醒,近十来年出现的广场舞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既是人们独立自主性的表达,又体现为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文化.城市广场舞和集体性舞蹈带着文化的印记以及新时代的特色,记录着城市大众文化的演变.     

从问责官员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

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秘复出"和"无痛复出"等现象,反映出当前的官员问责实践存在复出设计缺陷和功能定位误区,同时也折射出当前领导体制中的权责失衡和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终身制残余等难题,因此需要从上述视角对官员问责的方向、对象、路径、程序等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推动其转型与重构。     

公共生活：类型与意义

不同类型的公共生活试图回答共同的主题：如何让个体参与现代社会的改造与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个体的个性特征，培植一种社会化的精神力量，重建现代人的公共生活。无论是政治学家笔下描绘的政治自由，还是古典社会学家将公共生活道德化的阐释，都印证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角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也使得公共生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跨地域特征，从而，公共生活就形成了一种既具有国家性质也具有超国家性质的二维特征。与此同时，在面对生活世界的风险化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时，个体如何重建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就显得尤为重要。     

创新旅游发展模式推进防城港国际滨海旅游胜地建设

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防城港市把旅游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同时提出把防城港市建设成为国际滨海旅游胜地。这项计划的提出,为该市旅游业更高层次的发展拉开了序幕。在创新与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中,如何打好旅游这张牌,如何更好地整合旅游资源,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乃至防城港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能否提升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基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准自然试验

深化税收政策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中国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这一准自然试验,借助断点回归设计（RDD）识别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资本回报率受上述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小;税收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税收负担和投资波动两个机制影响企业资本回报率。规范税收执法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并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因此应成为深化税收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