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关于“三峡学”与“三峡文化”的构想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三峡工程的议案后,三峡工程的上马已成定局。由于修建三峡水库从开始提出至今已有70余年,具体的大坝方案也经过30年的讨论,而且工程上马前后还将涉及文物保护、移民开发、环境保护、治理淤沙等重大问题,因而三峡工程已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三峡工程既已受到普遍的关注,而国内外一般人对它却不甚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

本文结合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     

欧美公路运输统计调查发展趋势及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路运输统计调查方法,采用定期调查的方式开展工作,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商业机构协作完成。文章借鉴欧美的经验,在公路运输统计调查中可通过寻求可靠平台、营造强制性的调查氛围、多部门协作、寻求经费与精度的最佳结合以及开辟非主动数据收集渠道的手段,推动调查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

7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吐蕃为了沟通与西域各国的交使和贸易关系,与唐朝开展了长期的争夺西域四镇的斗争。其间,吐蕃曾致力于经营一条经由大、小勃律,过护密,东至四镇,西抵吐火罗的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吐蕃-勃律道。这条通道的一部分虽然与闻名中外的僧人"求法中道"重合,但吐蕃经由大、小勃律,架藤桥,筑城堡,北接护密道,无疑对青藏高原经克什米尔、帕米尔去中亚的交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吐蕃-勃律道在唐代中西交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

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唐代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作出了全面的考证和客观评价。作者指出：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政治作用在于：它维系了唐朝退却后西北地区的地域完整性；客观上起到了抵御大食东进的作用；密切了同西北各族的关系，如吐谷浑、突厥、回鹘、沙陀、勃律等。在吐蕃经略西北的进程中，西北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吐蕃社会以较大的影响，其中以部落制度、军队编制、刑法治罪等较为典型。吐蕃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密切了吐蕃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吐蕃统治时期，蕃、汉、浑、羌各族军民在一起耕作、生息、相为婚姻，形成了各民族杂居互处，语言、文化、艺术互相交融的局面。     

在高职教育中要注重让学生“尚德”

高职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但基础单薄的高速发展必然会经历生长痛。其中对于学生德的培育的缺失和不足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清醒地看到比塑造他们在知识上成才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优秀的品德、积极的价值取向,让他们能明辨是非美丑、懂得善恶曲直、不为权贵卑躬屈膝、不因挫折消极沉沦,始终充满正能量、始终保持民族大义、始终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融合在一起,这是任何教育的基础,也是对我们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继承,尚德必然是其中应有之意。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