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卡斯特罗向腐败官员开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卡斯特罗在应付国际风云变幻的同时，对国内的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整治，以此使国家的政权保持更加稳定。外界称古巴打击高层官员的腐败犯罪行动是一次军队内部的“政治清洗”。     

10世纪前西北边疆发展的几个特点

在认识和探索10世纪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规律和特点之前，有必要对这—时期决定和影响西北边疆发展特点做一分析。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     

“文革”十年，有人结婚也有人离婚

结婚登记情况分析“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均由区政府民政科办理。1968年5月，结婚登记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1975—1976年间，各区革命委员会地区组开始接管此事。1977年婚姻登记正式复归民政部门。由此可见，尽管“文革”十年间的婚姻管理模式发生过数次的变动，但基本的管理是持续的和正常的。     

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物。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需要理论干预,应将其文本看作理论推演的实体,并关注文本中现有的理论主张、合乎逻辑的假设和建构方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