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培民精神” 打造“天下凤凰”——访中共凤凰县委书记刘昌刚

<正> 6月26日,是胡锦涛同志批示向郑培民同志学习一周年纪念日,也是筹备了近一年的郑培民同志铜像及事迹陈列馆落成揭幕的日子。中共凤凰县委书记刘昌刚应邀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刘书记,一踏上凤凰的土地,我就感受到了凤凰人民对培民同志的深厚感情,请您介绍一下培民同志与咱们凤凰县的关系。 昌刚书记:好的。郑培民同志在担任中共湘西州委书记     

基于信息处理的复杂产品制造敏捷性研究:以沈飞公司为案例

本研究从信息处理理论视角,探讨复杂产品制造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复杂产品制造敏捷性的课题.信息技术能否推动制造敏捷性在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企业通过识别复杂产品制造的信息处理需求,构建网络层级与网络中心度高低不同的信息处理网络结构,并引入相应的管控方式,从而实现信息技术促进复杂产品敏捷制造的目标.信息处理网络与管控方式的相互适配可发展企业信息处理能力,它包含信息分解,信息加速与信息共享三类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是信息技术能否推动企业制造敏捷性的核心因素.本研究从动态的视角打开信息技术与复杂产品制造敏捷性的过程"黑箱",对发展信息处理理论与推动中国企业复杂产品的敏捷制造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人才是强农的根本,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科研单位的综合科技实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拥有人才竞争优势的单位,最后就会拥有综合实力的优势.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科研是立院之本,人才更是创新之源.发展呼唤人才,人...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及实证研究

管理后盈余分布法是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一种方法.利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或获得配股权及增发权,通过盈余管理将净资产收益率(ROE)维持在略高于0、6%与10%的区间上;进一步分析了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分布,发现其与ROE的分布存在系统性差异,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可能操纵了净资产,进而提供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政策和增发政策的演进而改变的证据.     

危机传染效应的识别与度量——基于改进MIS-DCC的分析

论文对MS-DCC和IS-DCC提出改进,构建了Markov独立转换的动态条件相关(MISDCC)分析框架,使其兼具算法估计和传染分析的优越性,进而考察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主要证券市场间的传染效应． 改进模型内生地刻画出了传染的不同区间,避免了将考察期武断地分割为危机前、后的误区． 阐明了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当前开放市场间的传染是系统性的,应对危机需要各国的协调配合． 证据显示美国及其他有关国家贻误了应对次贷危机的时机． 危机期市场中的信息更加复杂,以至于市场在各机制间较为频繁地转换; 市场的条件和无条件相关可以借助机制变量进行更直观的描述．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VER、FDI与福利关系的研究

通过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自动出口限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发现①一旦出口厂商到进口国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后,不管外商直接投资与自动出口限制的产品间是否存在品牌内差异,进口国厂商都不会再要求进口国政府设置自动出口限制加以限制;②当出口厂商到进口国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后,进口国与出口国的最优贸易政策都为自由贸易政策;③在自动出口限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下出口国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本国的福利就越有可能增加,而进口国的福利就越有可能下降.     

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逻辑与赋能路径

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的市场实践，产业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前环境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指向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实体产业循环效能等方面，这更需要产业金融的系统性支持。产业金融的立足点是金融，是金融的一种模式，实体经济是产业金融服务的出发点与终点目标，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市场和技术逻辑。大力发展产业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实现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的目标，同时要促进资金在实体经济体系内保持健康的流动，形成产业金融资金正向良性循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结构体系，提升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创造产业金融发展条件，增强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动力；强力打造产业金融发展生态圈，加快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可持续性，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命题由来、生成机制与治理进路

相较于西方的“非意识形态论”与“技术统治论”,马克思对于机器应用“异化”的观点更适于用来诠释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命题。基于应用场景与因果关系的不同，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划分为原发性风险、继发性风险和并发性风险。原发性风险是基础应用场景下的风险，发端于“算法钢印”风险因素，会在社会意识生产领域引发“逆向驯化”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导致“认知茧房”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技术规驯”为核心开展治理。继发性风险是恶意应用场景下的风险，以“智能仿真”风险因素为技术条件，会导致“把关失效”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发生“价值失衡”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全链监管”为核心加以治理。并发性风险是技术应用的附随风险，生成于危及人类地位的“主客异位”风险因素，其以“解构传统”的风险事故瓦解人类价值观，最终将导致“信仰迁移”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价值巩固”为核心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