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盘江行(组诗)

啊!盘江曲曲弯弯, 依依多情, 象布依姑娘精心刺绣的飘带, 拴系着丛山峻岭。浩浩荡荡, 日夜奔腾, 象布依后生驾驭着骏马, 驰过莽莽丛林。阿!盘江, 你有着布依人的秉性: 既眷恋脚下的土地, 更向往美好的前程。甘蔗一根根,有长有短, 一节节,甜有浓淡。为给新生活添美, 你把全部生命贡献。你虽然粉身碎骨, 留给人间的却是蜜样的甘甜! 芭蕉扎根大地, 立足山区。为给人们遮阴, 伸开你那巨大的手臂。     

如何通過神話認識中國原始時代人們與自然的闘爭

一、神話傳說對認識原始社會生活的重要意義 原始社會的神話並不是原始社會的歷史,原始社會沒有文字,人們生活底主要遺跡是:他們所作的石器和骨器,住所用具的殘迹,他們吃剩的獸禽骨骼,及燃燒的灰燼等等。因此「把神話傳說簡單地當作古代遺留的正史,那就不可免的變成了神話拜物教者」。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金融危机前后江西经济发展动力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江西经济也遭受了不小的冲击。本文依据此次金融危机前的江西经济数据,从进出口、内需、投资等方面建立模型分析危机前江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后根据2009—2010年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危机对江西经济总量指标的影响,通过比较外贸出口额、失业率等多个经济指标的变化,分析江西在金融危机下的经济稳定性、抗风险能力及应对能力,进而总结危机后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对今后发展提出建议。     

幽明彻通——论唐君毅的生死观

唐君毅认为,人不但不应该逃避死亡问题,更应将死置于目前,将死置于人生之中,人随着自然生命的消耗,成就其精神生活,因此死并不是人生的消灭,只是人生的暂终。他承认死后鬼神是有的,并从感通的立场谈鬼神之情,认为只要生者以超越个人的诚敬之心与深情厚意,与死者精神直求相接,就可以打通生死之道,以通幽明之际,这是一条由生之世界通到死之世界、由现实世界通到超现实世界,由生的光明通到死之黑暗的大道。     

18世纪中英关系中的澳门因素——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心的探讨

中葡关系是澳门历史最基本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不断衰落,荷、英等海上强国的先后东来,澳门所包含的中西关系内容就日益丰富繁杂,双边关系中逐渐凸现出多边的色彩和多元化的特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访华的过程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错综复杂的中、英、葡多边关系的互动。意在通过论述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经过和成败原因中的澳门因素,探讨澳门在18世纪末中英关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