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应当说已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确实,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厘清中国哲学究竟往哪里发展,如何发展,其发展规律是什么?其正确的方向与途径是什么?这些问题彼此关联,正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本组笔谈的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侧面触及了这一主题,并作出了各自颇具说服力的陈述。     

中国律师的地位：现状、反思与前瞻

中国律师阶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低 ;律师与行政、司法系统的同行在制度框架内享有的权利不平衡 ;律师的社会形象不佳 ,受尊重程度较低。这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涵盖律师制度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长期偏低、律师制度设计上的漏洞等因素密切相关     

新时期科技期刊编辑的思维创新

新时期办好科技期刊的关键是编辑的思维创新,要变静态的、封闭的、保守性的思维为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的思维.这是期刊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编辑自身价值的体现.     

论战略型财务软件的本质特征

一、战略型财务软件与核算型财务软件、管理型财务软件的关系 从软件功能来划分,国内财务软件可以粗略地划分成核算型财务软件、管理型财务软件、战略型财务软件三个层次。     

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

从蒙夏战争开始 ,经过 70年之久的统一战争 ,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最终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大业。在促成统一的众多因素中 ,藏传佛教起到了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所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新兴的蒙古贵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并在其教义仪轨中找到了“佛我一体”统治僧俗的理论依据 ,反过来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 ,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和发展 ,出现了后弘期的一个发展高峰     

论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法律制衡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客观基础何在？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本文企图分析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新的变化以及道德主体实践活动的新的特点，揭示法律制衡对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从计划经济的社会运行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行体制，是重大的历史变更．它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必定是深刻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关系以及道德主体实践的活动等方面，也都有了重要的变化，形…     

读《世说新语》札记二则

一、“杜许”别解《世说新语·方正》篇有云: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杜许”二字,刘孝标未注,后人或以为是一人姓名;或以为是二人之姓;或以为应作当时俗语理解;或以为无法确解,直以“未详”避而远之。我觉得,“杜许”二字并非指人。因为其一,杜许其人,既然可以提出与王述较高低,无论是当时人还是上古人,史书不会不记载;再则历史上也没有将“杜许”二姓并提作为典故的。     

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外来印度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的冲击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世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震荡和改变,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矛盾、冲突、融合、吸收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考察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比附”、“冲突”、“融合”的三个阶段,探讨了中国文化开放型的特点。“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吸收一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教益的东西。     

浅论林业统计的现代化管理

在当今时代,社会生活、生产运转、经济发展都有赖于及时而准确的信息;而统计信,作为经济信息的主体,是权衡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企业经营管理、经营预测、决策是否准确、成功的重要标志,应用电子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手段,作好统计信息的收集、反馈、加工、整理等工作,更好地为决策服务,是一项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